1995年5月3日夜晚，当陆锋为明天即将做的人工耳蜗手术忐忑不安，辗转难眠，写下遗书时，在协和医院的一间医生办公室里，有一个人也在为此事作准备，他就是将要为陆锋做手术的主刀大夫曹克利。

尽管对陆锋已经做了几个月的测试，对陆锋的所有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尽管以前做过许多例单导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对手术要求及流程已经倒背如流；尽管明天这个手术还有澳大利亚的医生和听力师在现场全程指导监督，曹克利还是感到紧张，因为这毕竟是第一例多导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万一有个疏漏或意外，再出现像宋培春那样的情况，后果和影响是不堪设想的。

想起宋培春，曹克利大夫就感到难言的沉重和苦涩，那是他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1982年春节后的一天，曹克利收到一封《人民日报》转来的信，信是江苏宜兴一位17岁的少年写来的，这个少年就是宋培春。

信很长，大致内容是：他在两年前，15岁那年，正在上初中，得了一场脑膜炎，高烧不退。村里的医生给他打了庆大霉素。两天后，他感觉脑袋里整天嗡嗡作响，听不见声音了。医生拍手、敲脸盆、大声叫喊他都听不见，医生说过几天再看看。七天以后，他还是任何声音都听不见，父亲感觉不妙，赶紧送他去南京总医院。经过检查，被诊断为药物中毒神经性耳聋。

这个正在上初中的农村孩子还并不知道神经性耳聋意味着什么。他天真地想：在大医院里治疗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能出院上学了。

一个月以后，大夫写给宋培春一张纸条：“你要多和人家说话，多读报纸，你已经聋了，如果再不说话，就会又聋又哑。”

宋培春还不相信自己成了聋人。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他还是一点声音也听不见，他才知道耳朵彻底聋了。

没有办法，只能回家。他又去了学校，他坐在教室里，却听不见老师讲课，下课了，也听不见往日的吵闹声。他完全没有能力再上课了。他被迫退学了。

家里承包了几亩地，父母整天在田里辛苦劳作，回到家里就对着他叹气。

他在家里闲待着，一晃两年过去了，17岁了，他一点声音也听不见，他绝望了。不知道命运为什么对他这样残酷，他不知道以后的道路该怎么走。他写这封信，恳求《人民日报》记者帮助他找到能够医治好他耳朵的医生，他请大家救救他。

文句不是很通顺，字迹也不是很工整，但那是一个绝望少年的悲惨呼唤和求告，曹克利的心被深深感动了。他随即给宋培春回了信，对他表示了同情与安慰，并告诉他神经性耳聋并非绝望无治，国产单导人工耳蜗能够让聋人听见声音，建议他来北京协和医院检查，看看能否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曹克利的信给绝望中的少年带来了希望。他们惊讶有这么先进的高科技，而且，北京大医院的医生工整美观的字迹，更增加了宋培春一家的信心。很快，宋培春由家人陪伴着来到北京协和医院。

他们看到了给他们写信的曹克利大夫。

曹大夫亲切温和，沉稳儒雅，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

曹大夫给他们看了单导人工耳蜗，他们却大大吃了一惊。那是插座式的，植入部分与体外部分由一根电线连接。那时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他们感觉这个放进脑袋里的高科技产品的插座，怎么就像乡镇企业生产的电风扇插座一样呢？

这样的东西能够放到脑袋里去吗？

他们不敢冒这样的险，失望地回去了。

不久，王直中教授研制的感应式人工耳蜗诞生了。这比插座式的要改进了很多，它解决了容易感染的问题。

曹克利又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宋培春。

宋培春已经18岁了，看到村里同龄人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进工厂，有的去当兵，而自己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干不了，心里更加痛苦。青春的觉醒使他更加不甘于终身做个聋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