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封信我曾经慨叹地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人家问一个大学教授何价，我的回答是一件蓝布衫！”

一个大学的专任教授薪金既然只能购买一件蓝布衫，教三个大学也不过值三件蓝布衫，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谁会去责问那个兼任几校教职的穷教授呢？我明白这种情形之后，也就欣然接受了柯先生的邀请，答应去金大任教。后来他在送聘请书给我时，发现我的房间太潮湿了，就提议我还是搬到华西坝去住，因此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搬去了。其实金大在华西坝也是作客，那是华西大学的校园，因为同是教会学校的关系才借住在那里的。我住的那间房间并不大，但是有地板，有玻璃窗，有卫生设备，比较我在草堂寺的那间是高明得多了。

这时已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从这时起好像一切都在好转，不但国内各战场一律打胜仗，我远征军且已打通中印公路，重新开拓了国际通路，而欧洲战场则已胜利在望。继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投降不久，希特勒也因盟军兵临城下，确知胜利无望而自杀了。在欧洲战事已告胜利结束之后，美国人眼看他们在欧洲的弟兄已在纷纷作归计，对于远东的战事也不想再拖延了，就毅然决然地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前后丢下了两颗原子弹，一下子杀死十几万人，至此日本朝野都觉醒了，他们明白不但所谓大东亚的迷梦已做不成，如再打下去恐怕要亡国灭种了。于是日本天皇于八月十四日那天正式向全世界广播，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在我国民政府表示接受日本投降要求之后，日军在我国各地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最后蒋公派何应钦上将为代表，于九月九日在南京受降，南兄等几个战区司令长官分别在各指定地点分区受降。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间，绮嫂带着丽儿和我一同在成都。她们是七月初来的。因为到了那时离我回国的日子已有一年多了。在重庆有许多人是知道我和南兄的关系的，最初他们以为我一回来就会结婚的，但日子一天天过下来，我的喜讯始终没有传出，他们从期待变为怀疑，又从怀疑发展到散播谣言的阶段了。许多自以为关心我的朋友纷纷到绮嫂面前去说闲话，有的说南兄变心了，有的说他从开始就是对我无诚意的，有的说当我在国外时他就已经有别的对象了。绮嫂自然不会相信他们的谣言，但听多了总不好受，于是就写信和大哥商量好，决定带着女儿到成都和我一同度暑假。本来一年来的孤独生活我已经有点害怕，她母女能来我自然高兴极了，所以就在城内一个朋友处借到两间房子，和她们一道住在那里，姑嫂三人相依为命。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的那晚，我们姑嫂正在灯下下跳棋，当两人各自在聚精会神地计算着怎样一下可以跳出四五步的时候，忽听得门外人声鼎沸，鞭炮声大作，起初还以为是附近人家做喜事，后来听听好像到处都在燃鞭炮就觉得奇怪了，绮嫂就说让她出去看看。她去了一会儿，就急急地跑回来说：“二妹，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真的吗？”我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这时隔壁张家母子，后面徐君夫妇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有人提议喝酒庆祝，大家一致附和，就各人凑了一点钱由张家弟弟去买酒和卤菜。一会儿酒和菜来了，大家就你一杯我一杯地庆祝起来，像我这样从来不喝酒的人也喝醉了。

第三天，我们就飞回重庆了。接着，大哥、二弟、三弟都从不同的方向回到重庆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