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家又脏又破的小馆子里。那天我和同事一起吃饭，吃到一半，我拿出一支派克笔来显摆，说：“这笔真好写，你猜值多少钱？”这举动确实有点轻佻，我同事撇撇嘴，嘲讽地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我十分没趣，讪笑着给自己找台阶下，说其实不值什么钱，这是吉利剃须刀的赠品，那剃须刀才卖二十五元。这时感觉有人看我，我扭过头，一个又瘦又干的中年人正盯着我笑，说你喜欢笔啊，我点点头，他走过来坐下，掏出一支黑底白花的钢笔来，说喜欢笔的肯定不是坏人，这个就送给你吧。我又诧异又害羞，红着脸推辞，说这怎么好意思。他一直笑，说拿着吧拿着吧，这笔挺好写的。然后神神秘秘地问我：“你有没有发现咱俩挺像的？”

我那时刚大学毕业，总以为自己有两米多高，其实绝不会比北大的双料博士懂事更多，也不知道这笔值多少钱，糊里糊涂就收下了。不过我可没发现自己有哪一点像他，我虽然长得不太像人大代表，但毕竟青春逼人，比他年轻，也比他健康，要拿他跟我换，我还真就不大愿意。当然，他要有个千儿八百万的，那就另说。天知道我多想当个有钱人。再说，他长得也不特别像李嘉诚；再说，李嘉诚也不会到这种地方吃饭；再说，嘿，我倒是认识李嘉诚，可惜李嘉诚不认识我。

过了不久，我就从原来那家单位辞了职，在一个小公司找了份人事管理员的差事，每天拿着那支笔写写画画的，感觉确实是好写，又流畅又顺滑，拿在手里也沉甸甸的，顶部还镶了一块玻璃，每当太阳照上我的桌子，它就一闪一闪地发亮，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有一天公司开会，我做会议记录，记完了拿给老板签字，顺手把那支笔递了过去，他开始没在意，拿起来龙飞凤舞地画了个押。然后表情就有点不对，拿着那支笔上下端详，端详了半天，阴沉沉地开了口：“你这么有钱还打什么工？”这话一听就不是好话，我心想这老板是吃错药了吧，结结巴巴地跟他解释说：“我大学刚毕业，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哪有什么钱？”他撇着嘴冷笑，说你装得倒挺像，不过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我们庙小，容不下大神，你还是走吧。

这样我一下子就失业了两三个月，心里一直纳闷，不明白老板为什么炒我，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说我有钱。说实话，我做梦的时候倒是有不少钱，可惜政府不准那钱流通。就我这模样，身穿地摊货，脚蹬温州鞋，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二百元，只有手里的包算是高级皮包，因为它的英文名就叫Gaojipibao，夜市上买的，值四十元呢。想来想去，肯定是那支笔出了问题。但一支笔贵又能贵到哪里去，又不是汽车。一支派克卖二十五，这支笔即使翻上十倍，二百五也顶天了。我身穿地摊货，脚蹬温州鞋，手提Gaojipibao，再加上一个二百五，怎么就成了有钱人？

大城市的生存压力实在是大，我身上就那么几个钱，连着几个月没工作，眼看着就要弹尽粮绝。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自尊心还挺强，不到万不得已不肯跟家里开口，一天天地硬挨，吃也不敢吃，穿也不敢穿，买包洗衣粉都得计算半天性价比。一到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激励自己，想秦琼卖过马，孔子断过粮，老凡?高都差点饿死，我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况且我兜里还有几百块呢。不过心里确实焦躁，又急又愁，天天低着个头在路上踅摸，想要是能捡个钱包就好了。说来可怜，那些日子我把脖子都扭错位了，糊了一头膏药，也没看见那个该死的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