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岗一下就是大半年，到最后弹尽粮绝，全靠我女朋友那点薪水顶着，房也供不起了，按揭拖了六十天，拖得银行大怒，声称要抄我的家。只好厚着脸皮跟家里要钱，父母虽然答应得挺爽快，但口气也是怪怪的，像被尼姑敲了竹杠的老善人。每天从人才市场落空而归，看什么都有点不大对劲，每个人都像是我的债务人，女朋友的脸上也多了几分虚无，把我吆过来喝过去，粗声大气的，分贝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准，以至于后来有一天，她对我说她门牙有点松动。我的乾纲振之不起，在自家屋檐下小心翼翼地猫着腰，每天做饭、刷碗、拖地，把她的袜子洗得比天使的肚皮都白，同时提供各种款式的特殊服务，卑躬屈膝得像候补明星看见大导演，还是连个笑脸都换不回来。我又委屈又生气，有时候甚至想当个解构主义者，心想虽然花了你几个钱，不都是暂时的吗？你住我的房子怎么不说呢？我随便租给谁，不都得有个千儿八百的，还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还可以免费迫害房客，吃他们的剩余价值。

有一天我甚至想把那支笔卖了，走了几家典当行，有的给八千，有的给一万，最后一家出价最高，一万五，我左讲右讲，讲得舌头都皴了，他们才同意再加三千块。要签合同时我又后悔了，心想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大用它，但一万八实在是太低了，还有，万一哪天我再遇见他呢？万一他问我：“嗨，小子，那支万宝龙去哪儿了？”我总不能说我把它当了吧？想着想着就跑了出来。

没工作，心情不好，上半身基本闲置，下半身的活动却越发频繁，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服务过于殷勤，三来两去的就搞怀孕了。眼下这环境，人困马乏粮草短缺，估计生不出爱因斯坦来，就是生出来成活率也不会太高，我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呢，更别说孳息了。只好去医院打胎，她气得像小布什吃多了饼干，又打饱嗝又翻白眼，哭个不停，大意是说我为穷不仁，瞎折腾，既耽误了她的锦绣前程，又浪费了她的无敌青春，哦，还有钱财。好像我独自就能完成生孩子这么艰巨的任务似的。我稍有微词，她就断言老天一定会派雷公来眷顾我，眷顾多次，还发誓以后坚决不向我提供犯罪空间，说：“你倒是快活了，我，呜呜呜，我怎么办？”

那天在医院里足足医治了三个钟头，出来后她连路都不会走了，瘫在台阶上不断地用手指拧麻花玩，每过半分钟就长啸一声。正好是下班高峰期，出租车赶着交班，左等右等都打不到车，她一会儿哭一会儿数落，我心里也焦躁得很，倔头倔脑地回了两句嘴。她弓着腰顽强站起来，眼看着就要发生武装冲突，这时路对面突然停下一辆黑色轿车，一个瘦瘦干干的中年人摇下车窗，远远地对着我招了招手。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老天开眼，让我再见到他，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装酷肯定不行，也不是我的强项，人家有钱有地位，总不至于反过来讨我的好吧？再说我长得也不特别像《红楼梦》里的秦钟，秦钟白白嫩嫩的，说话都带着兰花味儿，我黑黑糙糙的，闻起来就像放了半年的油条，再说他也未必喜欢这调调；一味奉承也不是办法，哪个有钱人不是被人追着拍马屁呢？想来想去还是应该不卑不亢，这样一来不至于太下流，二来也给自己留有余地，其实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两年没见，他好像更瘦了，也老了很多，笑起来一脸皱纹，问我：“你女朋友？”我说是，赶紧介绍，说这是谁谁谁，这是—他也有点尴尬，说：“咳，名字就是个代号，没什么重要的，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