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辜振甫先生寿宴前后，我在台北道场住了十天，每天都有幸与星云大师交谈很长时间。

这十天中，我思考的问题很大，主要有这样三个：

第一，当代社会，信息密集、科学发达、沟通便捷、流转迅速，与各大宗教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已经有了极大差别，那么，还有可能让大批年轻人接受神圣的感召，进入一种脱离家庭生活和社会功利的宗教团体之中吗？

第二，进入宗教团体的人（在佛教中也就是僧侣队伍），在今天还有可能以自己由衷的快乐、纯净、高尚，带动周边广大的信众吗？有可能为今天纷乱无比的社会增加健康的精神力量吗？

第三，这种在宗教旗帜下的健康精神力量，有可能给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大中华文化圈带来和解、友爱，减除彼此间长久的隔阂吗？

这几个问题，是当代人文科学中的宏观难题。星云大师都以自己的实践，作了精彩的回答。

而且，这种当代回答具有极大的历史开创性。因为千百年来的佛教大师，没有一个遇到过那么强大的现代冲撞，却也没有一个组建过像佛光山那样的盛大欢乐。

我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先后发表在很多文章里。

在我的《中国文脉》一书中，有专文研究佛教的盛衰历史，其中有一段结文论性的阐述：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澈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

我的这一论述，曾被大陆的权威佛教学刊和其他学术刊物一再转载。

早在一九九七年那十天间，我就把这种感受告诉了星云大师。他谦虚地说：“过奖，过奖！”

当我说到以佛教精神减除大中华文化圈长久隔阂的时候，他给我谈到了一九八九年与香港一位先生有关的事件。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又谈了自己超越政治对立的包容情怀。但是，这一事件，已经阻断他再度返回大陆的行程好几年。

从台北返回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想着如何由自己出面来疏通一下。星云大师在那个事件中本来也是想起疏通作用的，却被误解了。我既然听了他的叙述，也就承担了责任。但是，我自从辞职后彻底割断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不再与官员接触，因此找不到疏通渠道。我在飞机上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觉得看到了一线光亮。

似有神助，我下飞机后刚进关，在机场过道的转弯处，恰恰见到了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忘年书友汪道涵先生。他像是在等一位接他的人，独自站在一个角落。由于做过上海市市长，很多人都认识，他便把脸转向过道外面，背对人群。我上前招呼，他转身一见我，高兴极了。

我立即告诉他，辜振甫先生向他问好。然后，我顿了顿，说想约他长谈一次，内容非常重要，有关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他略一迟疑，便扳着指头算日子，约我再过一个星期，到康平路一六五号找他。

到了那天，我把星云大师讲的话，几乎一句不漏地告诉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耐心地听完，又反复追问了几个细节，然后用手轻拍着椅子的扶把，想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对我说，由于事情复杂而又重大，我必须把刚才讲的内容写成一个完整的书面材料，交给他，由他负责递送。

书面材料我很快写好，送去了。过了几天，他又告诉我：“材料已经转送，想必事态会缓和下来。但不要急，此事牵涉比较复杂，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