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生怕听交响乐，她觉得交响乐就像政治，急管繁弦，各种巨响总是浩浩荡荡地冲来，让人无力抗拒。她显然没法习惯政治对于人性的蔑视和凌驾，也不肯屈服于舆论的压力。尽管柯灵和郑振铎护惜她，要买断她新作的版权，留待战后再一一出版，但她没有那份耐心。1948年初，喜剧《太太万岁》遭到围剿，张爱玲憬然意识到像她这样独立于各个政治阵营之外的异己分子已没有立身藏形之地。但她还是忍不住在《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话来表明自己对于政治的“鄙见”：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会理想。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在精神极度亢奋的时代，张爱玲这种小资情调的低腔无法及格，很难过关。好在她认识到“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赶紧从越收越紧的罗网中抽身，远走高飞。这位“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在新社会注定水土不服。1952年夏，张爱玲经过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阶段之后，从大陆去了香港，三年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她不懂政治的游戏规则，只是凭着手术刀似的目光洞悉了红色帷幕后的灰调人生，在自由世界，她用英语创作了两部与时政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色之恋》，尽管其中不免掺杂了美国新闻处的官方意志，但也并非全然是代人捉刀，颠倒黑白。令人吃惊的是，她对视野之外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刻画描写也栩栩如真，其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一根筋的“左公”，令他们暴跳如雷，这样的急就章虽然未能尽展其艺术风华，却百分之八十地继承了“鲁迅笔法”，将赤裸裸的真相呈现在世人眼前。此后，她受到美国文坛长期冷落，竟至于藉藉无名。张爱玲为生计所迫，在六十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荐，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创作了大量的喜剧脚本，如《情场与战场》《桃花运》《人财两得》和《南北和》之类，总数十余部，将大好才华和年华零敲碎卖，如同砸锅卖铁一般，真是太可惜了。所幸她还创作了《色，戒》和《五四遗事》那类还原本色的小说，编译了《爱默森文选》，用国语和英语翻译并注释了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她在失去赖雅的日子里，摆脱掉“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悲苦心境，总积十年的研究功夫，圆成《红楼梦魇》，这样的心血结晶一生不可多得。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西方，这说法由来已久。

张爱玲却偏要唱反调，她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个岛。”还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她最喜欢的一句西谚是：“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早在其发韧之作《天才梦》中，张爱玲就预见自身个性中有两个要素将决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对语言及文学非同寻常的敏感，其二是对社交活动由衷的厌恶。她一辈子的确是隔着适当的距离目击人生，隔着安全的距离爱国，她与很多人事之间都会划出一道深广的鸿沟，不可逾越。这样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数，甚至可以开列出清单来：炎樱、苏青、宋淇夫妇、夏志清兄弟、麦加锡、司马新、庄信正，再往里塞人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她无疑是孤独的，是一位大孤独者。童年、少年时代在极度匮乏父爱母爱的家庭中成长，这对她的性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扭曲作用和负面效应。其性格的怪异之处，比如离群索居，落落寡合，随年纪增大而愈益彰显。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支桃花。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如此写道。画功总有高下，她是最出色的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