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时年88岁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通称南方谈话。谈话针对一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针对当时出现的姓“资”姓“社”的争论，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1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新思路。正像“春天的故事”这首风靡全国的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中扬起浩浩风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第二份宣言书，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

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香港工委宣传部向我们传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并组织我们学习讨论。在学习讨论中，小平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等的深刻论述，给了我极大的教益和启迪，使我领略到一代伟人的非凡睿智和理论深度的巨大感召力和说服力。特别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精辟论述为我所折服，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0年风云兼程，我们这一代人也曾经历过不少理论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迷惘，一道难以轻率跨越的时代意识就是“市场经济”；今天，人们可以轻松自如地谈论市场经济的概念、理论、模式和规律，殊不知，20多年前，市场经济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捆绑”在一起，与社会主义制度隔河相望，人们习惯地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唯一选择。有“吴市场”美誉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在《读书》杂志上著文详细地论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艰辛过程。例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热烈讨论“按劳分配”的问题时，就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市场经济，但当时出于避免政治上过于敏感的考虑，他们大都不用“市场经济”的提法，而以“商品经济”来代替。

我从1973年起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业余时间也曾写作并发表了一些经济学的文章。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的理论思维中已矇眬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也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1980年，我在《社会科学》（上海）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详尽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1982年8月9日，《光明日报》摘发了我的“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在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后，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必须以市场为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计划的制定必须求助于市场，建立在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计划制定以后要付诸实现，同样必须依靠市场的作用，即借助于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进企业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从而保持国民经济各比例的平衡。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活动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由国家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这就是计划调节；二是由市场机制自发地来调节，这就是自由调节。”我在80年代初的这些认识在当时可以说是大胆和前卫的，但仍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无法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没有真正认识到市场制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