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否定“中国模式”的最重要依据在于，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其实，他们错了。对待民主的基本认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认为民主政治虽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却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理想上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进入困境，不能履行它在逻辑上应该履行的功能，至于那种“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狭隘、僵化的民主观当然更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中国人需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政府一直在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方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我们肯定“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的发展已经尽善尽美。事实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难以发育起来；某些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腐败滋生；我们在生态、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均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列举更多。在这次论坛上，阿塔?侯赛因教授专门就中国今后十年至二十年所面临的急迫解决的诸如社保体系、流动人口、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改进。“中国模式”需要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

当今世界，“中国模式”显然还演变成了一个事关改写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伟大事业，所以它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总是看不顺眼，这也不是，那也不好。但是，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针对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所言：“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他甚至还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人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由此说来，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要求我们总结“中国模式”，历史更要求我们谱写“中国模式”新的篇章。这就是我参加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