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朋友中，刘纳旨在理论，杨义专攻小说，蓝棣之以诗歌的发展与流派为对象，他们广征博采，苦思孤诣，各各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书之际，又都以写序的光荣相属，我一一谢绝。人贵有自知之明：在各自钻研的项目中，他们都已走在我的前面。到了庆祝丰收的季节，众目睽睽，却由我这个背时的老头儿来围着篝火跳舞，岂非自寻烦恼，自找没趣，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开玩笑，落得个荒唐滑稽的下场吗？

我于是这样决定：一律不写。

不料棣之又有棣之的理由，他引我说过的话相诘难，以为我对诗歌不应保持沉默。是的，“不学诗，无以言。”孔老夫子说过的，不过这和我不相干。我说的是：一个文学家可以不写小说，不写剧本，甚至也可以不大懂得理论，却不应该不懂诗。在我看来，诗是艺术的同义语，它是文学中的文学。如果一点不懂，那就干脆不必研究文学了。棣之因此认为我对诗有必要说几句，哪怕是外行话也罢。

我拗不过他。

不过这里先得来个声明：我之所谓应该懂一点诗，倒不是指专家们正在研究的学问，而是诗的气质，一种人们内在的而又时时掩盖不住的情操。我以为中国人是富于这种情操的，虽然它并不符合于一般所说的诗的气质。现在有一种误解：似乎踔厉风发，浮想联翩，带点浪漫情调的，才是诗，才是诗人气质；而柔情脉脉，潜藏深蓄，轻易未尝外露的，便不是诗，不能算诗人气质。实际上这是和中国的诗教相违背的。中国向来的说法是：“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所谓“诗教”。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种“诗教”影响下，中国的确有一批意境深远、情思绵绵的古典诗歌，在人民中间流传，后来使西方的意象主义者为之惊呼叫绝。在我们这里，深沉含蓄的好诗确实要比发扬蹈厉的好诗多一些，也许这和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也许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系——也就是所谓民族性吧。不过我个人始终认为：艺术的情趣是多种多样的，诗也应当多种多样。一个人可以提倡他所认为合适的最好的艺术样式，但不应排斥其他样式，风格更是这样。千姿百态，嫣红姹紫，这才有利于艺术的成长与发展。我对新诗也抱有同样的见解。蓝棣之同志研究了“五四”以来的小诗、自由诗、格律诗，研究了诗的节奏、音韵、旋律的内外关系，研究了“湖畔”、“新月”、“现代”、“七月”和“九叶集”各流派的特点，研究了对新诗发展有过杰出贡献的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朱湘、孙大雨、冯雪峰、戴望舒、艾青诸名家，尤其对闻一多、戴望舒、艾青三人，用力甚劬：反复探索，深入钻研，汲引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于梳理分析中独抒己见，时有新意。我因此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诗评家中，朱自清以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厚造诣，梁宗岱以他对西洋诗派的丰富知识，闻一多则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为中国新诗的前途探究，对中国新诗建设发表了重要的意见。蓝棣之同志取其长处而加以发挥，融会贯通，综合消化。他写的《〈现代派诗选〉前言》，分析主流，突出重点，谈到影响所及，流风余韵，跃然纸上，使人有重温朱自清、梁宗岱诗评时那种舒畅自如的感觉，确实是值得一读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