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诗镌》创刊看成是新月派诗歌活动的正式开始，那么，从一开始，新月派就打出了反对“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旗帜，虽然新月派的诗歌创作仍然受到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后期创作中也仍有浓重的感伤情调。这时的闻一多已经不同于“《红烛》时代”的闻一多，这时的徐志摩也不是《志摩的诗》时代的徐志摩。闻一多在《〈女神〉的时代精神》中曾经说二十世纪是反抗的世纪，而在诗集《死水》中则要众生“各安其位”；在关于《女神》的论文中曾经要求诗歌反映时代，这时候则把诗人比喻成一张被动的唱片。对于诗集《红烛》中的浪漫感伤，他已经陌生而厌弃了，他说《红烛》是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尖锐批评“顾影自怜”、“善病工愁”、“倜傥风姿”、“风流自赏”、“自我的表现”、“多情的眼泪”，说这样的东西在诗中出现是感伤主义或伪浪漫主义。他特别推荐邓以蛰的文章《诗与历史》，邓以蛰认为“如果只在感情的漩涡里沉浮着，旋转着，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依皈的凭借，这样的诗，结果不是无病呻吟，便是言之无物了。”徐志摩曾经是诗情像“山洪暴发”，“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这时候他接受了《诗镌》对于那种单讲“内容”落了恶滥的“生铁门笃儿主义”（即英语感伤主义的音译）的指责。后来，徐志摩说过，“自我解放”、“自我意识”是从卢梭的言行开始的。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主义到尼采（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对于西欧浪漫主义的社会根源和积极的社会作用，他看不到，仿佛只看到了感情失去理性控制这个现象，而这里的理性是什么，那更值得讨论的。在《白郎宁夫人的情诗》中，他说：“爱是不能没有的，但不能太热了。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梁实秋因还在美国留学，没有参加《诗镌》的活动，但他当时在《晨报副镌》发表文章，批评浪漫主义者太贵重人的心，对于自己的生活作不必要的伤感。后来他又说，文学的力量不在放纵，而在集中和节制。节制就是以理智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梁实秋认为感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精髓，他说没有人比卢梭更易于被感情所驱使，德国的狂飙运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主义的混沌，拜伦更有极大的伤感成分。他的浪漫主义的范围是相当宽的。他说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新月”所标榜的“健康”，乃是反对文学中的“感情主义”。饶孟侃在《诗镌》上发表专门评论，指名道姓批评创造社的“感伤主义”。他说：“感伤主义是现在新诗里一个绝大危险”，并阐述说，因为作者“受了社会上许多的苦恼欺骗，便假定人世即是变相的罪恶窟穴，所以他故意用主观的调儿把肉欲、虚伪、丑恶一起和盘突出，表示他自己的胆识与真诚”。饶孟侃认为这是“无病呻吟”，并且说，“差不多新诗的总数，十成中就有八九成是受感伤主义这怪物的支配”，“近年来感伤主义繁殖得这样快，创造社实在也该负一部分的责任”。反对感伤主义，认为过分的感情是不健康的，主张以理性节制感情，并且认为从个人的感情到对旧社会的揭露抨击都在节制之列，新月派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对西欧文艺思潮的演变的看法，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中国文坛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