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阵子，台北东区经常会看到这位罹患小儿麻痹症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画成熊猫脸，在头上打了两个髻，如同猫耳，左眼角还点上两大滴泪水。在年轻人还不懂得什么是耍酷的20 世纪，这可是十足作怪的行径，尤其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的闹市区当中。

在此之前，卖口香糖的残疾人士多半是坐在轮椅上，有吹口琴或笛子吸引路人的，有喃喃叫卖招呼生意的，也有的默默不语引人同情。这位拄着拐杖的年轻人特立独行，一时成为目光焦点并引来媒体采访。见报之后，他的生意突然好转，但过不了多久又恢复正常，愈来愈难靠低微的收入糊口。在城市里，什么事情都是新鲜一阵，流行过了就被遗忘。

只要遇上他，我都会掏些零钱买个两条。那天身上没铜板，搁下纸钞不打算找零了，却没想到熊猫微微笑着，摇了摇头，郑重表示不愿意接受施舍。他的坚持让我动容，令我反思，要是落难的是我，能有这般骨气吗？心生敬意的当下，使我起了为他留影的念头。

熊猫大方地点头同意，我试了好几次，才在如梭般的人群空隙中捕捉到他瘫坐地上的身影。快门的起落声虽弱，却像暮鼓晨钟，一记记地敲醒我：纪实摄影工作者经常目击不幸，将其拍成一幅幅见证人间苦难的画面。但，自己又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如果摄影只是一份专业工作，那别人的悲剧永远是别人的悲剧；若能以同理心观看，那人人都是一部经，都在揭示苦谛。见苦才能知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