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中国为什么被低估？

施密特：因为美国人把精力集中于莫斯科，较少关注中国。中国是在20世纪中叶才使美国人感到吃惊的：当毛打败国民党人，并赢得朝鲜战争的时候，以及后来又在越南帮助越南人打仗。只是在这以后，美国才有较多的汉学家研究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这之前，这一行业的一流学者宁愿研究老子和孟子（老子，道家学说的创始人，生于公元前600年；孟子，中国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伦理，生于公元前372～289年）。例外的也有，亨利·基辛格较早懂得必须研究中国，他也在政治上付诸实践。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西伦：基辛格也是1972年在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人。尼克松为什么做此让步，并去北京见毛呢？是不是遵循这样的格言：“如果你不能打倒他，就要同他结为伙伴？”

施密特：不是的。对尼克松来说，访问中国是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他想使苏联人感到不安，办法就是同其背后的敌人结盟。他也曾这样宣示过，而且对他的竞选也有好处。所以，这次访问首先不是着眼于中国，而仍然是着眼于苏联。

西伦：不过，美国政界反对同中国建立密切联系的力量增长了，特别是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并被福特取代之后。由于这种反对，直到1979年美国才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施密特：美国内政上的反对力量是巨大的，这些力量既反华又反共，美国政治阶层对中国持保留态度有数以千计的理由。加之他们同台湾又有一种困难的关系。台湾人失去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以后，他们运用一切杠杆以继续在国际发挥作用。让台湾失去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尼克松访华的见面礼。

西伦：70年代初美国人向中国靠拢，您是否感到惊讶？

施密特：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对中国未来的角色已有明确的想法。因此，当人们不得不同这个国家进行对话时，对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自然，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受美国宣传的影响，不能真正看透实际形势。而美国人当时又不倦地强调，必须维护统治台湾小岛的国民党，使其免受共产党的攻击。实际上，当时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大多数德国人，包括联邦议会在内，对台湾较之对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