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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非死即伤,不是太学生能亲近的 3

老谋子司马懿 作者:秦涛


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太学生人数激增到三万多人,比现在北京大学总人数还多。随着学生的激增,校舍规模也日渐扩大,到司马防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拥有二百四十栋建筑,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序》)

这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世界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

公元2世纪60年代,洛阳的太学生们还是充满激情与梦想的。他们不像后来的太学生们那样世俗、功利、漠不关心政治。当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洋溢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舆论的力量对于司法的不公可以产生现实的影响。

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为依法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而被判刑服劳役,太学生领袖刘陶率领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朝廷不得已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

公元162年,宦官向名将皇甫规索贿未果,将皇甫规迫害入狱,太学生领袖张凤等三百多人游行示威,朝廷不得已赦免皇甫规。(《后汉书·皇甫规传》)

此外,太学生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举办品评政要和名流的沙龙,当时称之为“清议”。清议的尺度很开放,言辞很激烈,上至执政的外戚、当红的宦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旁及学术界、司法界的怪现状,无不在抨击范围之内。

在清议的过程中,朝中正直的官员、开明的外戚和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们逐渐形成了针对宦官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被称为“清流”;而他们的对立面,宦官及其党羽,自然就是“浊流”。

宦官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威胁,他们对清流切齿痛恨。公元166年,在清议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当局终于开始了血腥的镇压。太学生的偶像李膺等两百多名正直官员以煽动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

水滴进了油锅里,社会舆论爆炸了。太学生们通过请愿、示威等种种方式在皇宫前进行抗议,太尉陈蕃、外戚窦武也积极展开营救活动。社会各方力量奔走努力的结果是,李膺等官员被释放,但同时被宣布终身不得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后的公元169年,掌握实权的窦武、陈蕃起用李膺,决心彻底铲除宦官。遗憾的是,消息走漏,宦官们面临死亡的威胁,空前团结作困兽一击,结果窦武、陈蕃遇害。李膺等一百多人再次被捕入狱,严刑拷打之后死于狱中。这次被禁锢的“党人”有六七百之多,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事情远远没有完结。也许天真而勇敢的太学生对于朝廷还抱有希望,也许他们已经绝望,总之公元172年窦太后死去,洛阳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大字报,点名抨击当红的三名宦官头子:

“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书·宦者列传》)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遭到了宦官们空前的反扑。他们召来在军界享有威望的将军段颎,出动军队大肆逮捕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次反扑,太学生对政治彻底绝望。

60年代,这个充满青年人光荣与梦想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开国之初,已经贵为天子的刘秀与他昔日的大学同窗、一介布衣严子陵同榻而眠这样令人神往的故事,已经彻底成为传说。整个国家由理想主义转入实用主义,社会风气也就此江河日下。纯粹具有正义感和报国热情的名士难以再有生存的空间,虚伪造作、奢侈淫靡的时局需要真的猛士来收拾。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60年代以前的风骨。

不求生,就要死,这是60年代以后的环境。

要生命,还是要灵魂,这是70年代生人面临的问题。

司马懿就出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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