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之后，司马懿在这个制度上加了一个“零件”，而正是这个“零件”，几乎彻底地改变了九品官人法的性质。

这个“零件”就是州大中正。

九品官人法初起时只有郡中正而没有州中正。州、郡虽然同为地方行政单位，但性质大大不同：郡更多具有地方自治团体的色彩，而州则是中央的派出机关。因此，司马懿设立州大中正以后，整个制度的枢纽就从地方转而掌握在中央的手里了。

中央也有世家大族，中央的世家大族与地方不同。魏晋时期，势力只能达到郡一级的世家大族，叫做“豪右”；而势力能渗透到中央的，则可以称之为“士族”，或者“门阀”。

士族门阀渐渐掌握人事选拔和任免的权力，则皇帝无为于上，豪右愤懑于下，至于平民百姓，则压根没有他们什么事儿。这样一个以士族门阀为核心而运转的社会，将渐渐浮出水面。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无数史学家以无数精力和天才般的构想试图来解释这个独特的社会形态，至今方兴未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也是始作俑的司马懿所始料未及的。毕竟一项制度的演变浸润，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而长时段的过程，往往比任何突发的事件更能潜移默化社会的运势。

曹操留下的五个难题，曹丕已经解决了两个半。有了九品官人法的支撑，汝颍世家前途有了保障，已经成为曹丕称帝的潜在支持者了；但谯沛武人却还眼巴巴地盯着曹丕。而在曹操去世时擅离职守差点闹出大乱子的那支青州兵的幕后老大臧霸，显然是称帝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收拾臧霸和安抚谯沛武人，两件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收拾残局渐入佳境的曹丕，偏偏要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