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着，被阴影惊动，母亲的脸庞逐渐浮现。我八个月大，舌筋短，脑瘫，在粗布毯上剧烈抽动，毯子铺在和暖的草地上，那是1947年夏，地点是英国乡间一个花园。父亲正与米兰达和约翰打法式板球，我听着球在他手里、在空中、被球拍击中时发出不同的声音。有时我看见它画出曲线；看见米兰达追球时波点连衣裙随之舞动；看见约翰跑来捡滚到毯上的球时灰扑扑的咖啡色凉鞋和灰色袜子。

母亲温热的气息有太妃糖的味道，皮肤有柠檬香皂味，浓密发丝有浸润头发使其亮泽的萨尔森麦芽的醋味。她吻我的脸颊，用一只手贴贴我的额头，又把我抱起来。她抱得很紧，我抖得很凶。她轻声安抚，温柔拥抱，而我不停扭动、哭闹。我俩大汗淋漓。

翌日，我的舌筋被剪断——其实，即便昨天剪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做个舌系带切除术就没事了。”他们说。咔嚓一下，很快。奶汁溅洒。不是母亲的乳汁，不是，是护士给的牛奶，又清又冷，装在一只外层涂料剥落的搪瓷杯里，蓝色的杯缘很坚硬。我被减去系带的舌头无力地舔着光滑的杯壁。杯底向上倾斜过来。

回到家，米兰达用细线将我东倒西歪的胖舌头捆起来，用这条舌头，我很快学会了咆哮、吸吮和咿呀大叫。

“医生和护士真没用。”她学母亲的样子咂嘴道。

我睡在婴儿床里，紧贴围栏。一只歪脚插在两根栏杆间。脸颊紧贴床垫，粗重地摩擦着床单——我嘴巴张开，舌头干燥。浆过的布发出浓郁气息，灰色的纹理摩挲着我的脸颊，搔弄着我的鼻孔。

“瞧我的。”米兰达说，用线绕着我的舌头捆了几圈，打了几个结。她一言不发，呼吸深沉，粉色的小舌尖在嘴角时隐时现。

“好嘞。”

线尾整齐地系成了蝴蝶结。米兰达后退几步，审视她的成果，后又皱起眉头。她当时不过六岁，眯缝的双眼平直地看着我的双眼，一对小小的绿豆眼。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她说着往门口走去，一手放在门把上，一手放在门框上。我希望她别走。我想听故事。我哼哼起来，用额头撞婴儿床栏杆。米兰达前后摇晃，现在，她两只手都抓着门框了。突然，她在晃到最前面时停下来，双臂笔直，承受着身体的重量。双肩后折，双肘锁紧，韧带拉长。

“从前，有一个女孩，叫格蕾丝——”

她的姿势像正跃向空中的滑雪者，也像一只雪雀正在飞行。

然而有人喊：“茶点准备好了。快来，米兰达。”接着又来一句，“她去哪儿了，那孩子？”米兰达直起身，走出去关上了门。

因为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流口水，细线很快脱落了。它掉进婴儿床和育儿椅之间的夹缝，直到几年后我们搬家时才被发现。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先是米兰达，她人见人爱，秀发如丝，貌美如精灵。一年不及，沉稳的约翰尾随而至。他更安静，也更聪敏，三岁就在圆脸上架起眼镜，开始读书。饭桌上，当父母吃着饭而米兰达在盘中小题大做挑挑拣拣时，他会长时间凝视我。约翰小小的灰色眼睛，在镜片后一眨也不眨。

陌生人的眼睛则闪烁不定。

1951年我们搬到伦敦后，母亲有时觉得自己勇气爆棚，就会带我出门，沿着我家那条街走到底，买肉，买水果，买蔬菜，买一条面包，或者如果是星期五，就买鱼。“两磅六盎司，威廉姆斯太太。要切条吗？”鱼贩从水桶里抓出鱼，或从冰块里哗啦啦拽出鱼，甩到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