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抄家(2)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作者: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这个举动,即请吃糖块,曾在许多逮捕行动时反复出现于许多家庭。莫非这一举动也已进入仪式,一如进门的方式、检查护照、摸摸身体看是否携带武器以及敲敲打打地搜寻秘密抽屉?我们所面对的肯定是一个连细枝末节都已考虑周全的程序,它与革命最初年代和国内战争时期那些疯狂的搜查毫不相同。何者更为恐怖,我说不清。

年长些的军官个子不高,身材枯瘦,是个沉默寡言的金发男子,他蹲下身子,在翻看箱子里的纸页。他的活儿干得很慢很细。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有幸接待的人,是相当专业的文学处工作人员。据说,这个处属于第三厅,可我那位身穿紧身裤的作家朋友,也就是常请人吃糖块的那位,却嘴边喷着唾沫星子一再证明,负责我们这个案子的好像是第二厅,要么就是第四厅。这毫无意义,但对旧时行政警察传统的遵从却与斯大林时代的风气完全合拍。

从箱子里取出的每页纸在审查之后要么扔在地下,要么放在桌上,纸页在桌上渐渐摞成一堆,这是打算抄走的。根据他们对纸页的取舍,总是可以想象出他们打算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因此,我主动为那名军官提供咨询,帮忙辨认奥·曼那些难认的笔迹,确定手稿的日期,并尽可能地讨回些东西,比如比亚斯特比亚斯特(1886—1940),诗人,三十年代初遭迫害。藏在我们这儿的两部长诗以及奥·曼翻译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译稿。我们大家发现,那位军官感兴趣的是诗歌近作手稿。他向我们展示一下奥·曼的《狼》一诗的手稿,皱着眉头,小声地把这首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抄起这首讽刺房管员的诗,诗中的那位房管员砸碎了住宅里一台违禁的管风琴。“干吗写这个呢?”军官不解地问道,把手稿扔到椅子上。“的确,”奥·曼也说,“干吗写这个呢?”

一九三七年前后两个时期的所有区别,都体现在我们所遭受的搜查方式之不同上。在一九三八年,无人搜寻任何东西,也无人花费时间审查纸页,特工们甚至不清楚他们前来逮捕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草草地把床垫翻过来,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下,把纸页胡乱塞进一只大口袋,再转悠两圈,就带着奥·曼走了。在一九三八年,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而在一九三四年则是彻夜搜查,直到天亮。

但无论前一次还是后一次,看到我在为奥·曼收拾东西,他们都同样开玩笑地(遵循工作规定!)说道:“干吗带那么多东西?干吗呀?他难道打算在我们那里长期做客吗?谈谈话,就放人了……”这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那个“崇高人道主义”时代的遗迹。“我并不知道我们落在了人道主义者的手里。”奥·曼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样说道,当时他在报上读到了对雅戈达雅戈达(1891—1938),苏联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人,后被枪决。的指责,说他把建造集中营的钱用来建造真正的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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