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佩夫斯纳式的史学家优先考虑诸如“精英”给出了思考大众消费事实的道路，以及物品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之类的问题那样，设计史也开始重新思考性别在其结构中的含义。正如安西娅·卡伦（Anthea Callen）和格里希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这样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对艺术史实践的标准所提出的疑问， 一些关注设计史的学者也开始把他们的关注点转向妇女在手工艺或纺织品等专门的设计领域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上。理解女性、设计和设计史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这一领域的研究正是受此影响，这也为人们多方面重新思考20世纪设计的历史解释提供了推动力。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若想获得对更多影响设计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消费因素的理解，各自克服一些固有的困难，都存在一些障碍。比如，本书在多个方面指出了一些潜在的史料保存下来的方式问题，无论是在个体设计师和重要的公司的档案室里，一些组织、机构和相关个人自己发表的，因此不可避免会有失偏颇的报道，或者，还是一些已经被挑选出来用以在博物馆或展览的语境中展出的艺术品。这样一些证据——正如人们将在像德国包豪斯、英国设计委员会和1950年代企业形象建构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日趋支配着历史的理解，丝毫不考虑更宽广的消费、趣味和社会文化模式的重要性。有时，一本关于20世纪设计的主要问题——其重要性和研究——的专著，不能呈现出一种设计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的、明确的阐释，但是，一些内在的复杂性本来是读者期望了解的；此外，这本书不仅要让读者了解一些思考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想为将来的研究建立一个可能的讨论。

通过选择一系列的主题，比如“民族身份”、“遗产与怀旧”和“后现代主义”，我试图揭示出研究设计过分拘泥于年代和运动所具有的诸多局限。当特别的物品或设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使用或审视时，它们的意义会发生改变：19世纪末中上层英国家庭用的威廉·莫里斯织物和墙纸与1980年代美国曼哈顿公寓里面用的亚瑟·桑德森（Arthur Sanderson）重印的仿品；美国的体育健将们在1920年代戴过的棒球帽和1990年代东欧的青少年所戴的棒球帽；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920年代早期为东京帝国饭店设计的瓷制餐具与1980年代纽约蒂凡尼公司（Tiffany & Co. ）的再版；这几组对比中的前后二者都是不一样的。相较而言，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设计被付诸生产，它们的销售情况持续稳定，不受奇特的风格和时尚的影响，这已经外在地定义了购买它们的时代。

本书以西方工业化世界为中心，突出了欧洲、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远东那些更有影响力的国家。设计和工业文化在那个世界中的关联是其主要关注点，而一些复杂的问题在此必须省略，一方面是限于篇幅，另一方面也是这个领域发展缓慢，出版的研究乏少之故。这包括人们看待设计的方式已经被民族国家内的多元文化和地域主义所调和，受到了经济自由化（peristroika）和柏林墙的倒塌对东欧设计和消费模式的影响，甚至还包括一揽子旅游和全球旅行对日常消费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我希望，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的缺失将激励以后的出版物在一个更为宽广的20世纪设计图景中补充，并且批判性地加强这一研究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