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很少有公共舆论领域内的危机话题存在——我们最关心的估计就是总统的性丑闻事件了。那么毫无疑问，9·11则开启了另一个新时期，美国政府和媒体都形容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们憎恶我们的自由”），并且每一个地方政府和独立的个人，都需要重新“站队”（“你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尽管在9·11之前，美国总统小布什还被视为一个笨蛋甚至是一个骗子，他依靠自己的财富和人脉来赢得了总统大选，这正是特里·帕克和马特·斯通在2001年导演的情景喜剧《咱们的小布什》（That’s My Bush，2001）的主旨所在。但是在9·11之后，所有这些负面的评论瞬间都变得令人无法接受。美国女演员苏珊·萨兰登在2003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做出“和平”的手势，抗议布什政府的军事政策，但是她的举动却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美国男演员丹尼·格洛弗也同样因为发表了美国无权审判恐怖分子的言论而遭到了右翼势力的抨击。乡村流行乐队南方小鸡也因为批评总统而受到了抵制，美国本土的音乐电台拒绝播放她们所演唱的歌曲，南方小鸡乐队演唱会的上座率也大幅下降。两场不同的战役分别上演着：爱国运动让执行者有权监听我们的电话并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而有色移民则受到新的歧视政策的制裁。但是在任何公开场所批评这些社会运动都会造成职业生涯的终结，因为新闻中会不间断地对你的那些所谓的“大逆不道”的言行进行循环播报。

当我们的大环境不允许我们就刚刚所经历的恐怖事件公开发声之时，恐怖电影就变成了一个稀有的受保护的空间，在影片中你可以自由批评公共舆论的腔调和内容。因为恐怖片提供了一个现实生活规则无法正常运作的世界——死人可以复活，庞大的怪物从哈德逊河里爬出，吸血鬼爱上了人类……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流行文化产物反而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不仅能够反省那些由自己纳税所资助的对外侵略战争，同时我们还能够反思整个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例如，丹尼·鲍尔执导的电影《惊变28天》（28 Days Later，2002）批评了活体解剖；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影片《江汉怪物》（The Host，2006）则批评了当今的环境问题；“电锯惊魂”系列电影（Saw，2004-2010）则抨击了美国人的冷漠和自满。在恐怖片的面具下，这些电影所反映的主题来得惊人且及时。正如斯蒂芬·普林斯所预言的那样：“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最有可能导致电影制作的新模式出现。这些影响很有可能是长期的，因为9·11所带来的烙印可能是潜伏性的，并且不会直接影响电影的形式或者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