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东方的承诺》通过展示复数的肢体（bodies）来重新定义单数的身体（body）并赋予它不同的含义，整部影片描述了由血肉组成的身体的重新定义，从而构成了柯南伯格长期坚持的电影理念的最新循环。这种理念植根于恐怖之中，任何人都能够从对柯南伯格事业发展的观察中识别出来，因为从他的实验性电影《立体》（ Stereo，1969）和《犯罪档案》（ Crimes of the Future，1970）到他进入商业领域中的《毛骨悚然》，他重构了关于电影的智识关注。不管是想起《毛骨悚然》中类似于男性生殖器或者粪便引起性痴呆症的寄生虫，或者是在影片《夺命怪胎》（ The Brood，1979）中致使凶残少年愤怒情绪滋长的激进心理变态，抑或是在影片《变蝇人》中在分子基因水平基础之上把人类熔成食物的掠食者，我们都在柯南伯格的恐怖电影当中见到了恶心的生物。这些是双重意义上的物体：在电影中他们反叛了自己的传统身份和功能，但同时他们看起来也非常恶心。柯南伯格电影理念中的对抗性质也使得他的电影同时具有实际和想象的双重意义，因此他的电影会在伊拉克战争动荡年代的很多年间继续广泛吸引观众，并在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依旧得以演化和发展。只是从此时起，柯南伯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把他的注意力投放到了暴力事件和全球化的地缘政治上去。

根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的观点，定义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全球化成为“惊人的创新”的关键在于，它是“一个技术爆炸，主要是在交通运输和信息领域，其改变了以印刷为主导的世界的运转方式，世界之间的联系变得日趋紧密且不易受到外力的干扰，就像印刷革命促成了早期的文化交流形式的形成一样”。对于阿帕杜莱，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对新的全球文化经济的向心性要求我们改变对全球化的理解，从标准的中心外围模型，其中如美国化等概念已经利用一个更“析取”的观点解释了中心地区是如何主导边缘地区的。在析取全球化的理解中，全球化在多样的、不均匀的，同时向不同的特定方向发生，而不仅仅只是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发生。“当下全球经济的复杂性，”阿帕杜莱总结道，“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的某些基本隔离有关，这方面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论化。”从这个角度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可以被视为开创了析取全球化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意识新高度，在这种形式下，全球化根据反映壮观暴力事件的数字媒体和视觉逻辑的速度来实现。换句话说，在 9·11之后，析取全球化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仅仅像是一部“电影”——一个一次又一次被用来描绘那场可怕的大屠杀的词汇 。9·11之后的柯南伯格电影走向了这场暴力事件的政治中心，把全球化的理念拍成了电影。在全球区域下，我们眼前陈列了这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如此之少，但这些电影反映了暴力是怎样在全球区域中进行循环的，这则代表了柯南伯格电影一个至关重要的流派转变。分析这个转变需要我们考虑柯南伯格是如何应用对暴力的呈现以及与早期恐怖电影之间的联系来形成这些新电影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呈现9·11之后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学的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