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提亚娜的女儿又会对这个“新生命”有怎样的感觉呢？电影《东方的承诺》中没有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但柯南伯格的影片《夺命怪胎》则给出了某种可能。《夺命怪胎》中的坎迪和《东方的承诺》中的克里斯汀一样，承受着充满创伤的家族史痛苦。她生存在离异的父母弗兰克和娜勒的夹缝之中，在他们激烈争夺抚养权的时候，坎迪的世界破碎了，她只能在令人震惊的沉寂中凝视。娜勒参与了一个叫做“原生态心理治疗”的精神疗法实验，这个实验鼓励它的患者把自己的内在愤怒情绪形象化为外在的身体的表现（伤痕、溃疡、肿瘤以及娜勒独特情况下的单性生殖所产生的残忍怪胎）。娜勒的怪胎杀死了娜勒在治疗中争论过的每个人，这其中就包括坎迪的祖母和老师，坎迪直接目睹了这两起谋杀。在电影的高潮部分，当娜勒意识到弗兰克只是假装与她和解以期永远带走坎迪时，坎迪觉得自己几乎像是死在了怪胎的手里一样。与娜勒一样不放弃坎迪的弗兰克扼杀了娜勒来阻止怪胎杀死坎迪的念头。当他们开车离开这个凶杀现场时，弗兰克安慰坎迪说，“我们要回家了。”但是在此时，衣服上还染有血迹、脸上还挂着泪水的坎迪并没有做出回应。相反，柯南伯格在此时放大了画面来显示坎迪手臂上的伤痕，这是她不能简单“回家”的身体证据，这也暗示着现在她的身心都承受了她的家庭所带来的历史创伤。在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中，柯南伯格用特写镜头表现出了坎迪的眼睛，那样沉寂地凝视，满目疮痍与荒凉。

坎迪心神不宁的场景，与电影《东方的承诺》结尾处尼科莱的情形一模一样。两部电影中两人以同样的沉默凝视姿势表达着某种类似的情绪：深刻的孤独，静寂的承受，以及对未来的痛苦的预感。但最重要的是，坎迪和尼科莱都明白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家”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坎迪和爸爸一起回归“正常”家庭生活的想法，仿佛与让尼科莱加入到安娜的家庭中一样遥不可及。在影片《夺命怪胎》中，坎迪肌肤上的伤痕显示了在深刻创伤下不可能再有“家”的感觉。在影片《东方的承诺》中，“家”的不可能转化成了“地球村”的不可能。尼科莱被安娜的家庭排除在外，源于塔提亚娜的“身体们”和它们所证明的全球化地缘政治下的暴力，这就像是坎迪伤痕累累的身体预示着她不能融入爸爸的家庭愿景一样。在这层意义上，贯穿两部电影结尾的两人类似的场景似乎把处于暴力类型核心位置的家庭暴力网络延伸到了政治暴力领域中去。影片《毛骨悚然》和《暴力史》的画面提醒着我们，前者竞争的社会秩序相关的政治问题给人的恐惧在后者的家庭背景中并没有单纯地消失，那么在影片《夺命怪胎》和《东方的承诺》中的相关画面提供了同样显著的反方向的提醒：即前者的家庭痛苦并没有在后者的全球化地缘政治中消失。在电影《东方的承诺》中，地缘政治暴力的后 9·11性质在另一套交互的画面中出现了，这次是通过两部电影共同的主演维戈·莫特森来实现电影《暴力史》与《东方的承诺》的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