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卫东 周新京

那是２００４年的夏天，天很蓝，蓝得淋漓尽致，如同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洁白的云，像一团团刚刚搅出的棉花糖。

隔着宽大的落地窗，卫东凝视着天边一只翱翔的鹰，也许是一架飞机———他的眼睛有些近视。江河在沈奕巍的引领下走进了这间明亮的会客室。那时候，他们还不叫江河、沈奕巍，而是叫孙新华与欧业群。

卫东和孙新华对视了一眼。像许多初见面的人一样，彼此都有点端着。这很正常，在浮躁、冷漠的时下，类似的磕头碰面如过江之鲫，如果没有下面的对话，也许他们随便应酬几句就会各奔东西。以卫东的性格，他不会上赶着去写一篇为文学界广为诟病的广告文学。

你当过兵？卫东有点二地问了一句。

当过，孙新华看了一眼有点牛逼的这个所谓国刊的副社长，目光像小说中描写的一样，如剑出鞘，寒光一闪，流露出一股孤傲之气：６７军１９９师战士演出队。

我也当过兵，沈后三分部战士演出队。

噢？他的目光亮了，变成了两盏温暖的烛火：那我们是战友啊！

就这样，卫东走进了孙新华的人生。两个月以后，中篇报告文学《大江东去》刊发在这一年１１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并在刊出后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

事情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这样的采访，在卫东以往的写作生涯中经历过很多。

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兴犹未尽。他觉得，尽管报告文学已经完成了一位智者与一座港口的心灵对话，但是由于体裁的限制，他还不能展开想象的双翼，为芜湖港的改革与变化注入更多的浪漫与激情。他甚至暗自庆幸，没有因为自己当初的偏见而与这次写作擦肩而过。

也许，这是上天的馈赠。

当卫东打算以报告文学为基础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时，恰逢中国作协党组拟调卫东任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这使卫东倍感压力，他知道，这次任职不同于以往———或者立即遏制住刊物连年下滑的趋势，或者完成一次人生舞台上的黯淡谢幕。新职履任，会牵扯他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于是邀请曾经的同事和好友，作家周新京加盟。

我们一起进行了补充采访，确定了写作思路，由新京执笔完成初稿。因为成稿仓促，这一稿没有摆脱报告文学的影响，人物扁平，情节滞缓，缺少悬念设置与矛盾冲突，不具备长篇小说的美学特征。卫东因编务繁重，难以进入写作状态，稿子就此搁置。

这一搁就是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