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被毛、郑弄得乌烟瘴气，到朱子才微放光明。但人每拘于“诗经”二字，便不敢越一步，讲成了死的。《诗经》本是诗的不祧之祖，既治诗不可不讲究。余读《诗》与历来经师看法不同，看是看的“诗”，不是“经”。因为以《诗》为经，所以欧、朱虽不信小序，但到《周南》打不破王化，说《关雎》打不破后妃之德，仍然不成。我们今日要完全抛开了“经”，专就“诗”来看，就是孟子说的“以意逆志”。

孔子说《诗》有不同两处说“兴”，又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汉儒之说《诗》真是孟子所谓“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孟子·告子下》），“固”是与“兴”正对的。孔子之所谓“兴”，汉儒直未梦见哉！孔夫子又非孟子之客观，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是“即此物，离此物”，“即此诗，非此诗”。孔夫子既非主观，又非客观，而是鸟瞰。因为跳出其外，才能看到此物之气象（精神）——诚于中形于外，此之谓气象。（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上说到。）

某书说相随心转，的确如此。英国王尔德（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讲，一美男子杜莲·格莱（Dorian Gray）努力要保自己不老，果得驻颜术。二十余岁时，有人为其画一像，极逼似，藏于密室。后曾杀人放火，偶至密室，见像，陡觉面貌变老，极凶恶，怒而刃像之胸，而此princely charming之美男子亦死。第二日，人见一老人刃胸而死，见其遗像始知即杜莲·格莱。

凡作精美之诗者必是小器人（narrow minded），如孟襄阳、柳子厚，诗虽精美，但是小器。

要了解气象，整个的，只有鸟瞰才可。孔夫子看法真高，诗心，气象。汉儒训诂，名物愈细，气象愈远。

“三百篇”之好，因其作诗并非欲博得诗人之招牌，其作诗之用意如班氏所云之有“其本义”及“不得已”，此孔子所谓“思无邪”。后之诗人都被“风流”害尽。“风流”本当与“蕴藉”（蕴藉，又作酝藉）连在一起，然后人抹杀“蕴藉”，一味“风流”。

程子解释“思无邪”最好。程子云：

思无邪者，诚也。

《中庸》：“不诚无物。”“三百篇”最是实，后来之诗人皆不实，不实则伪。既有伪人，必有伪诗。伪者也，貌似而实非，虽调平仄、用韵而无真感情。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篇曰，古来人作文是“为情而造文”，后人作文是“为文而造情”。为文而造情，岂得称之曰真实？无班氏所云之诗人之“本义”与“不得已”。所以班、刘之言不一，而其意相通。后来诗人多酬酢之作，而“三百篇”绝无此种情形，“三百篇”中除四五篇有作者可考外，皆不悉作者姓名。

古代之诗，非是写于纸上，而是唱在口里。《汉书·艺文志》曰：“讽诵不独在竹帛。”既是众口流传，所以不能一成而不变（或有改动）。上一代流传至下一代，遇有天才之诗人必多更动，愈流传至后世，其作品愈美、愈完善，此就时间而言也。并且，就地方而言，由甲地流传至乙地，亦有天才诗人之修正及更改。“诗三百篇”即是由此而成。俗语云“一人不及二人智”，后之天才诗人虽有好诗，而不足与《诗经》比者，即以此故也。（尤其是《诗经》中之“国风”，各地之风情。民谣正好是“风”。风者，流动，由此至彼，民间之风俗也。）以上乃是“诗三百篇”可贵之一也。

每人之诗皆具其独有之风格（个性），不相混淆。“三百篇”则不然，无个性，因其时间、空间之流传，有多人修正而成。故曰：“三百篇”中若一篇代表一人，不若谓其代表一时代、一区域、一民族，因其中每一篇可代表集团。集团者，通力合作也。

“诗三百篇”虽好，但有文字障。若要得其意、赏其美，须先打破文字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