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 我的人生信念的形成(1)

中国人的病 作者:沈从文 著 刘红庆


│原题《无从毕业的学校》,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于一九二三年的夏天,从湘西酉水上游的保靖县小小山城中,口袋里带了从军需处领来的二十七块钱路费,到达沅陵时,又从家中拿了二十块钱,和满脑子天真朦胧不切现实的幻想,追求和平、真理、独立自由生活和工作的热忱,前后经过十九天的水陆跋涉,终于到达了一心向往的北京城。

还记得那年正值黄河长江都发大水,到达武汉后就无从乘京汉车直达北京,在小旅馆里住了十多天,看看所有路费已快花光了,不免有点进退失据的惶恐。亏得遇到个乾城同乡,也正准备过北京,是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傅良佐的亲戚,当时在北京傅家经管家务,且认识我在北京作事的舅父。因此借了我部分路费。他当时已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经常往返北京,出门上路有经验,向车站打听得知,只有乘车转陇海路,到达徐州,再转京浦路,才有机会到达。也算是一种冒险,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到徐州后是否有京浦车可搭,当时车站中人也毫无把握。我既无路可退,因此决定和他一道同行,总比困在汉口小旅馆中为合理上算!于是又经过六七天,从家乡动身算起,前后约走了二十五天,真是得天保佑,我就居然照我那个自传结尾所说的情形:

⋯⋯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个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到达三天后,我又由一个在农业大学读书的黄表弟,陪送我迁入前门附近不远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暂时安顿下来。北京当时南城一带,有上百成千大小不等的“会馆”,都是全国各省各州府沿袭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为便利入京会试、升学,和留京候差大小官吏而购地建成的。大如“西湖会馆”,内中宽广宏敞,平时可免费留住百十个各自开火的家庭。附近照例还另外有些房产出租给商人,把年租收入作维持会馆修补经费开销。我迁入的是由湘西所属辰沅永靖各府十八县私人捐款筹建的,记得当时正屋一角,就还留下花垣名士张世准老先生生前所作百十块梨木刻的书画板片,附近琉璃厂古董商,就经常来拓印。书画风格看来,比湖南道州何绍基那种肥蠕蠕的字还高一着。此外辛亥以后袁世凯第一任总统时,由熊希龄主持组成的第一任“名流内阁”,熊就是我的小同乡,在本城正街上一个裱画店里长大的。初次来京会试,也就短期住在这个小会馆里,会试中举点翰林后,才迁入湖广会馆。

尚有我的父亲和同乡一个阙耀翔先生,民三①来京同住馆中一个房间里,充满革命激情,悄悄组织了个“铁血团”,企图得便谋刺大总统袁世凯。两人都是大少爷出身,阙还是初次出远门,语言露锋芒,不多久,就被当时的侦缉队里眼线知道了消息:我的父亲原是个老谭的戏迷,那天午饭后去看戏时,阙耀翔先生被几个侦缉队捉去。管理会馆那个金姓远亲,赶忙跑到戏院去通知我父亲。他知道情形不妙,不宜再返回住处。金表亲和帮会原有些关系,就和他跑到西河沿打磨厂一个跑热河的镖局,花了笔钱,换了身衣服,带上镖局的红色“通行无阻”的包票,雇了头骡车,即刻出发跑了。因为和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是旧识,到了热河后得到庇护,隐姓埋名,且和家中断了消息,在赤峰建平两县作了几年科长,还成了当地著名中医。直到五四那年,才由我那卖画为生的哥哥,万里寻亲,把父亲接回湘西,在沅陵住下。至于那个阙先生,据说被捉去问明情形,第二天就被绑到天桥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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