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 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 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