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他的小说人物才那么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跟读者身边的平常人一样；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比现实生活里的人更丰满，更生动。这得益于肖仁福对小说人物的感情投入。他把小说人物当成自己，跟他们同呼吸，共悲喜，几乎将自己化在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里。比如《官运》里的高志强、《位置》里的沈天涯、《心腹》里的杨登科，肖仁福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太多太多的心力和情感。尤其是《仕途》，差不多是当自传来写的。小说里的乔不群身兼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双重人格，是知识分子入仕从政的成功典型。

说起机关，其核心永远是权力，如果权力缺失，机关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肖仁福创作官场小说时，始终把握这一核心，将机关人物对权力的运作、对权力的理解和态度形诸于笔端，显得真实可感，令人信服。他不像某些不熟悉官场却硬写官场的写手，凭空想象，编些风流韵事，冒充所谓的官场小说；或拿道听途说的黑幕，哄骗不明真相的读者。无可否认，官场中有风流韵事，也有黑幕，可这是次要的，不属于官场常态。官场常态是围绕权力这一核心所上演的形形色色的悲喜剧。肖仁福说得很形象，官场最生动、最吸引人的颜色，不是金色，也不是桃色，是印泥般的红色。这是官场原色，也应是官场小说的原色。失去这一原色，官场小说必然失真，乃至失去生命力。

按照肖仁福的理解，权力绝不是坏东西，人在官场，谋权，用权，是其本分，也是实现官场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非常正当，无可厚非。进入权力机关，手中无权，肯定不可能有所作为，关键是谋权用权时，得把握好一个度。肖仁福非常推崇英国学者亚丹?斯密的行为适当论，行为的适当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行为的适当性才是行为的准则，一切恶果都是行为失当造成的。谋权用权尤其应讲究适当性，把握好一个度字。一旦度字没把握好，权力的追求者和拥有者就会失去自我，从权力的主人变成权力的奴隶。

故此在肖仁福的小说里，我们很难分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只有行为适当者和行为失当者。比如《仕途》里的两个主要人物乔不群和蔡润身，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府官员，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谋权和用权的现实问题。所不同的是，乔不群谋权用权行为比较适当，最后获得了成功，包括职位的升迁和人格的日臻完善；蔡润身谋权用权行为失当，虽到了高位，也做过一定政绩，最后却身败名裂，人格也严重扭曲。这才是真实且复杂的官场人生，不能简单地说乔不群就是好人，蔡润身就是坏人。现实是多维的，用好人坏人这种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处理小说人物，肯定会严重失真，且显得虚假，极不足信。肖仁福毫不含糊地说，现实是多彩的，人性是复杂的，生活里不可能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好不坏的俗人和常人。他觉得自己活到年近天命，还从没见过十足的好人，也没碰见过十足的坏人。他自己就是俗人常人一个，再好也不可能好到完美无缺，再坏也不可能坏得透顶。有人做善事，不是他天生就是好人，是上帝垂青于他，让他找到了适当的行为方式；有人做恶事，也不是天生就是坏人，是上帝一时困倦，打盹去了，忘了让他找到适当的行为方式，才走向可悲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