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摩泽尔后来有一次又告诉我说：“当马勒来了时，您突然就像浇上油的大海那样安静。”

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了他的《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在当时不合我的口味。他给我弹了一些片段，问我是否满意。我随便地说道：“这我从海顿那儿就很熟悉了。”他笑了起来，并认为我会另有想法的。在同一天我们还四手联弹过这部作品。我忽略了一个十六分音符。他笑着说道：“我把这个十六分音符送给你了，即使是一个八分音符，或者是一个四分音符、是全音符，即使是我自己，也都送给你！ ”我们在弹奏后到我母亲那里去，这时他说：“妈妈，在弹奏后我再一次向您的女儿求婚。”

在我们订婚的这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个代表团到我这里，请求我把马勒从乐队首席的可怕的影响范围里解脱出来。我当时二十岁，显然不能胜任这样一个任务。乐团首席R.与马勒是朋友， 与乐团的乐师们也是朋友。很显然的，他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对马勒施加影响。

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正确的，代表团的成员一直知道，这股风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但同样肯定的是，马勒不仅仅是顺从他，而且也时常探询他。在稍后的年代，我防止了某些不正确事情的发生，但是扭转马勒同爱乐乐团的关系已经太迟，这种关系已经被毁掉了。

我们共同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临近了。这个节日从我的童年起对我就是神圣的，但对马勒却是陌生的，他把我的期待和激动看作无聊之举。他的“朋友们”净干些胡作非为的事。他到处都猜疑、不满，到处都感到危险。对我说来，一个痛苦的时代异样地开始了。所有他迄今以来在我身上感到的可爱之处，他突然间就觉得都变得可疑了。我的发型，我的衣着，我的率直的说话，他现在都认为是在跟他作对，他觉得太庸俗了；受他的嫉妒者和所谓的“朋友”的调唆，生活都成了他的，也因此上百倍地成了我的一种折磨。

美好的开始让位给一种阴暗的苦难。他的朋友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马勒有几个自他青年时代就吸引到自己身边的哥儿们，都令我也必然令我永远地感到陌生。一个上了年纪的律师，愚蠢而且讨厌；一个上了年纪的图书管理员，愚蠢而且讨厌；还有那个“钉子”——齐格弗里德·里宾纳和他的那个圈子。勃拉姆斯有一次在谈到里宾纳时说过：“这条好说谎的波兰狗使我感到好玩。”说得没有比这更形象的了。这种交往使勃拉姆斯觉得快乐和轻松，但我那时对这个坏家伙无法恭维。所有这些朋友都拥在这个“著名”的人的四周， 他们把他的空间视为他们自己的，不愿意歌剧院院长因为我而让出他们的位置，哪怕是一寸的地方。

我在马勒家里被介绍给里宾纳。这个人十分骄傲，他称我是“姑娘”，考查我的智力和我的情感，要我从嘴里说出基多·莱尼—— 这个人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 是一个伟大的画家。我拒绝了。他们责备我，因为我读我根本就不懂的《会饮篇》[1] 等等。这么多无聊的不伦不类的事情我迄今还没有在任何人那里经历过。

出彩的那个晚上到了。在场的有里宾纳—— 他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成了我公开的敌人——与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他当时的情妇（即马勒的早年女友M.），还有里宾纳第一个妻子的前夫（此人系里宾纳的知心好友）、R.……尤斯汀娜的男友、我的母亲、莫尔和摩泽尔。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晚上的虚假而又庄重的气氛。没有人说话，但凶狠和怀有敌意的眼睛在衡量我的每一个举动。这时M.说话了：“您对马勒的音乐怎么看？ ”我气恼地回答说：“我知道得不多，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

[1]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