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首演的作品是《蝴蝶夫人》[1]，马勒本人没有排演这个节目。普契尼出席了最后的几场排练，马勒和普契尼从骨子里相互就是陌生的。这位大师在彩排中间不断地朝皇帝的包厢张望，经问询知道了有两位女大公坐在上面。他请求马勒安排把他引见给她们。马勒对此极为反感。马勒遇到这种情况尽管保持必要的礼节，但他总是设法避开这些宫廷人物，因此这个天才的、可完全是追逐虚荣的意大利人令他感到陌生。

他对贵族的态度是独特的。他违抗皇帝的命令，但当他路遇一个大公爵或者剧院总监时，他会保持端庄的姿态。有一次我同他不得不从米歇尔广场上逃掉，因为保琳娜·梅特涅大公爵夫人（梅特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著名魔鬼）在她的车里认出了他，并尾随驶来。最终她在煤炭集市广场追上了我们，我进入一家房门里，马勒走到车门旁。他与她谈了很长时间，她总是要施加某种保护的影响或者要从院长室里预先知道些消息。终于他回到我这里了，激烈地向四下鄙夷地啐唾沫。“这个可憎的女人！太能说会道了！ ”他用不断啐唾沫来表达他极为恼火，这对他来说太温和了。他对这一类的无聊事情大为恼火，无法控制住自己，从来愤然作色，怒火中烧。因为他习惯于对每一种不满都作出强烈的反应。

1902 年在克莱费尔德首演《第三交响曲》。当时我有孕在身，在酷热的夏天我们前往科隆。马勒用说笑为我打发时间。我不耐烦地询问到达的时间，他不断用虚假的消息来骗我，当我们终于到达时，我都不相信是真的了。

在居茨尼希的排练是独特的。在每一乐章之后马勒都走到我这儿来。

我们谈论所有的细节。在第一乐章——它那时第一次响起来——之后他笑着走来，在很远的地方就喊道：“它看起来不错嘛！”

我把我认为不够好的地方“挑出来”，在我手中的总谱上做个记号。我身后的一个小男孩越过我的肩膀兴趣极浓地观看，因此我把我的总谱尽量朝后，以便他能看得仔细些。不久前，钢琴家埃德温·费舍尔[2]—— 他就是当时那个我不认识的孩子，为我这样可亲的做法而表示感激。

我们住在教堂旅馆。晚上我们一直在喝摩泽尔或莱茵酒（这种情况很少，因为马勒不是一个贪杯的人）。由于长时间的排练，中饭都很迟，饭后每天我们都乘车到平坦的原野。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这样一部巨人般的作品头几个音应该怎样响起——比如双簧管的进入，或者弦乐的力度的效果等等，在乘车出游时我们一连几个小时不断地共同商量。马勒经常把他的头依在我的肩膀上，在车行驶中间就入睡了。

在排练结束时我们搬到克莱费尔德，那些富有的丝绸厂主由于我们的在场显然是受到了干扰。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卧房，在里面我们几乎不敢转身，害怕把某一件令人不舒服的小摆设从它同样是不舒服的地方碰到地下。陈旧陌生的桃金娘花冠摆放在玻璃的后面。

那里的人把马勒看作伟大的歌剧院院长，他为“自娱”谱写了一部异常庞大的交响曲，现在自寻烦恼地让它演出了，每一头驴子都要成为他的法官。排练时的美消逝不见了。凡是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行走还是站立，乐师和批评家便朝我们起哄，无法摆脱开来。我们感到我们的活动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于是逃到一个没有旅馆的小巢去，被迫去接受一种不是出于爱的好客之情，我们为此不得不去感谢一个委员会。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方式的邀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阿尔玛的回忆有误，因为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完成于1904年，在维也纳的首次演出是1907年。此处应是《艺术家的生涯》，它在维也纳1903年11月25日首演。——编者注

[2] 埃德温·费舍尔（1886—1960）：瑞士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