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哺育我的新生婴儿，可我不想错过最后的几场排练，于是我就匿藏在一个包厢里，每隔半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打听一下孩子们的情况。我心中经常怀有一种预感的恐惧，怕孩子们出事；这种恐惧一直持续下来，并在后来进一步显现出来，使我痛苦。但随后我知道了，对于所有的恐惧和忧虑而言，如果上帝作出了那样的决定，那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有用的。9 月末，马勒要求我尽可能快地给小家伙断奶。我这样做了，但心情沉重，这只是为了参加在科隆举行的《第五交响曲》的首次演出，这是绝对不能缺席的。

我们准备前往科隆去参加排练。但世道无常，由于突然断奶我生病了，我随后赶去的希望已是不可能的了。在《第五交响曲》第一次响起来时，我却在发烧，卧病在床。这《第五交响曲》是我全心投入的第一部作品呀！我复写了整个总谱，甚至做的比这还要多：马勒经常是把整行都空下来，因为他知道我熟悉声部，他盲目地信任我。

春天，他与爱乐乐团准备这部交响曲的初次试演，我躲在顶层楼座上，观看了这场试演。我在复写时熟悉了所有的旋律，可我没有听到，因为马勒让报时装置—— 一个小鼓——敲个不停，除了节奏，很少有什么能听得出来。我大哭着跑回家中。他尾随我而来。好长时间我什么都不想说。最终我抽泣地说道：“你把一部交响曲写成了报时装置！ ”他笑了起来，拿出了总谱，用红铅笔几乎把全部小鼓和一半打击乐都划掉了。他自己感觉到了，但是我的强烈的祈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现在占有完全改动了的总谱。马勒单独一人前去参加这部我如此熟悉的交响曲的首演。这次演出10 月19 日在科隆的居茨尼希举行，演出很顺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勒在给我的信中说得很详细。他必须继续他的行程，前往阿姆斯特丹。他住在门格尔伯格那里，感到犹如在家里。他在那里指挥了《第二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是第一次安排在节目单上。“《第四交响曲》·休息· 《第四交响曲》”。先是马勒指挥，随后是门格尔伯格指挥。马勒快意地坐在正厅的前排座位上，听他的作品。回家时他对我说，这就好像是他亲自指挥一样，门格尔伯格十分准确地理解了他的意图。

他从阿姆斯特丹动身，早晨到达了维也纳。我为他准备了热的洗澡水。像通常一样，每当他抵达时我都坐在他身边帮他的忙，他告诉我他经历的一切，然后他吃早餐，去歌剧院。马勒每星期大概指挥两次。他几乎一切都自己排练，或者在别人排练时进行指导。他出奇的勤奋，他熟谙他排练的所有保留上演的歌剧，亲自长时间执棒指挥，不断地进行新的排练，举行首演。只有在每天早晨他才去誊清他的总谱。

12 月，他的《第三交响曲》在维也纳取得了真正巨大的成功，并不得不再次演出。事后，他忠于他喜爱的老习惯，在“金梨”酒馆举行一个啤酒晚会，邀请乐队参加，他本人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做总是带来快乐。他爱那些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全体，每一个个人对他都是重要的。如果他的乐队知道这点的话，那这种合作会是怎样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