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意识到，随着我的研究成果传播开来，它所包含的表面意义发生了突变。我的研究所显示的是，在我提出的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专家预测的平均水平比瞎猜好不了多少。然而，“许多”不代表全部。在仅需一年时间即可验证的超短期问题上，专家最容易做出准确判断，当他们试图预测更长时间之后的事件时，准确性就会下降，在3~5年的问题上，水平接近于掷飞镖的黑猩猩。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它揭示了在复杂世界中专业预测的局限性，以及超级预测家能力所及之处。在儿童游戏“传话”中，主持人小声地将一个短语告诉排在第一位的孩子，他转述给下一个孩子，依次传递，最后大家惊讶地发现短语被改得面目全非。正如这个游戏所展示的那样，真实信息在持续的复述过程中被歪曲，原有的精妙之处荡然无存。我要表达的信息变成了“所有的专家预测都没有价值”，这是胡说八道。一些曲解甚至更加粗鄙，例如“专家的知识也就达到黑猩猩的水平”。我的研究成为虚无主义者和支持不可知论的民粹主义者的理论依据，前者认为未来从根本上说不可预测，后者坚决要求在“专家”两字前面加上“所谓的”。

所以，我厌倦了那个笑话。我的研究不支持更加极端的结论，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结论。现在，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

是做一个揭穿真相的人，还是充当专家及其预测的辩护人？事实上，在二者之间，我们有大量的机会选择理性的立场。一方面，揭穿真相的人确实有他们的道理。预测市场中的确有一些不露声色地兜售值得质疑的观点的家伙。此外，专家的预言存在着怎么样都无法摆脱的局限性。我们的能力总是不能满足我们想要知晓未来的欲望。另一方面，揭穿真相的人太过分了，他们把一切预测都贬低为愚蠢之举。我相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未来是有可能的，任何思想开放的聪明人经过努力都能够培养出必要的技能。

就叫我“乐观的怀疑论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