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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直以自身能够改变点什么为骄傲。如果前方有棵树挡住了视线，我就挥刀把它砍倒；如果家门口有两座大山堵住了出路，我就用担子将它们挑开；如果座下的凳子硌痛了屁股，我就换一张凳子，傻瓜才想到要换一个屁股呢！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给我下崽，我也会换一个女人，天下的女人怕不多吗！这种以人我为本位的取向，显示了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也张扬了人君临万物的尊贵，而完全不考虑人本身是否具有尊贵的品质。一旦日子过得不舒坦，人们便想到要换一个伙伴，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环境，换一个国度，从来没想到要换一个自己。总之，这种取向从根本上就不打算改变人，只是一味地加以肯定，以人现成的德性为尺度，去判断并改造、驯化周遭的事物，使之合乎人的性情，直到人心满意足、昏昏欲睡为止，而不管这种性情是怎样的乖戾。它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吾国人过节时常说的一句贺词：万事如意。一个人达到了万事如意的境地，所有愿望的沟壑均已得到填充，他的生活就算是幸福美满了。

社会的变革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建立一个适合人类性情的环境，以消除人间的种种委屈和怨恨。只要打开厚厚的史籍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贫困、暴力、压迫、疾病等灾难充塞着人类生活的页码。人们有理由把自己承受的不幸，归咎于社会构架的不合理与他人粗暴的掠夺和强加。他们相信，只要能够避免这些莫须有的天灾人祸，生活就会像十五晚上的月亮那样光辉圆满。他们相信，在坑坑洼洼的地球表面，可以建立起一种无可挑剔的社会制度，从而确保每一个人命中厚积的福分。这种福分有时被描绘为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有时被描绘为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需要光就有了光，在人的生活里没有缺憾和无奈，更没有愤怒和悲伤。

在过去的时代里，出现过许许多多慈善的空想家，他们对人类的处境抱有深刻的同情和关怀，凭着奇妙的想象力绘画了种种令人心怀激荡的社会蓝图，有的甚至逼真到一个夜壶的质地。这些理想社会，或者建设在人世之外某个神秘的地方，或者坐落在大海之中一个遥远的岛上。它们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热望，也激发了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对主宰与管理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愤慨。那些受尽了人世艰辛的人们轻易就解脱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所承受的一切苦难，理直气壮地归罪于该死的社会和居心险恶的坏人。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球表面到处布满了干柴，革命的烈火此起彼伏，乌托邦的狂想把人卷入了暴风骤雨的年代。那些眼睛里喷着烈焰的人们以为，只要把现存的社会建制一把火烧掉，把豺狼一般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扫入墓穴，就可以结束噩梦一般的生活，过上原本就属于他们的神仙日子。

然而，在磨蹭了很长时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尽头，历史以饱经沧桑的、沙哑的嗓音告诉人们，推翻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打倒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并不一定能够清除社会的种种罪过。那些描绘得美轮美奂的图画，一旦付诸现实就会破绽百出、捉襟见肘，借助激情和暴力在地球表面建设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的不仅是某个存在问题的社会，也不仅是一些心怀恶意的别人，而很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人应该对自己的不幸承担某种程度的责任，而不能一味推卸于社会并且迁怒于他人，特别是在难免存在种种纰漏的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