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落下的缺陷是难以弥补的，那就是在它对人存在的理解中，向上的一极没有包含神圣的维度，向下的一极没有包容自然万物，因此势必将人生神圣的维度让渡于宗教，将自然的和谐割让给科学。

自十九世纪后期，西方也出现一些所谓新人文主义流派，有的是与宗教结合的人文主义，有的是与科学结合的人文主义，都是企图弥补既往人文主义的先天不足和后天过失。但因其神、人、物三元之间的无法通而为一，所有的弥补都是一种拼贴与凑合。

“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而“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就像盲人摸象，将所有摸着的部分加起来也得不出一只活象来，必须透过一个部分去通达。在道通万物而为一的前提下，从任何一种事物出发都可以通达存在整体，但人作为人，自然不能越过人本去通达存在。因此对于人而言，存在可分为两个极：人极与天极。究天人之际就是从人的一极进入天的一极，贯通人极与天极之间的即所谓道。中国古典人文思想从人的立场出发，但不止于人的个体，也不止于人，它的开展贯通社会群生和天地万物，并以其通达的深广程度来成就不同的人格境界。在道的层面，所有的墙成为门，人性、神性、物性通为一性，因此，物本、人本、神本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隔阂。由于中国古典人文思想的极大包容性与兼容性，使它避免了在历史的演进中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摆荡，也避免了一种片面来克服另一种片面的局面出现。

3．社会层面的延伸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人文主义向社会政治的维度扩张，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的主张，并成功地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人在社会层面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必要的自由空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人性修养、升华、神圣化这一纵向维度之外，中国人文思想中还有社会治理的横向一维，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面，这正是中国人文思想区别于同属东方世界的印度文化的地方。印度先贤过于急切地要超越人性，进入梵我合一的境界，对现世人生与社会事务不甚了了，得过且过，结果反而被这些事务纠缠不休，民生问题积久成患。与此不同，中国儒家十分讲究社会人生的综合治理，考虑问题可谓面面俱到。

在“外王”维度上，先秦各家特别是儒家提出了许多十分具有超越性的思想理念，如孔子具有人道立场的“仁政”理念；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关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意是政权合法性根本来源的民主理念。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以孔子、孟子为首的思想家们周游列国，到处宣传游说，还是无法进入制度建构的实践层面，也不能使之在实践的展开中得以丰富与完备。直到汉代，汉武帝接受腐儒董仲舒的建议，将经过重新阐释的儒学教条当成一种御用意识形态。这种原本在士人中流行的民间思想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之后，它的话语成了权力谋略的堂皇伪装，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将绵延两千多年的所谓专制主义暴政归咎于儒家，让整个民族沉重地背负一种文化上的原罪。

时至今天，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迟迟不能完成现代性的转化，因此也得不到重新阐发与传扬，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缺憾。就像修身的一维融入了来自印度佛家的智慧那样，在治国平天下的一维，中国人文思想完全可以有机地吸纳西方人文思想的成果，并依据自身文化与社会实情加以转化，形成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建构并完成其合法性的阐释，使中国人文思想成为人类人文精神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