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师范学院八个星期后，我参加了一项考试，获得一张‘三等证明’。有了这张证明，我就可以在乡下的公立学校里教书了。尽管这张证书的期限只有六个月，但它意味着有人对我有信心。这是除了母亲之外，第一次有人对我表示信任。

一所位于快乐谷的乡村学校聘请我去兼职，每天薪水两美元，月薪四十美元。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领取第一份薪水后，我立即去商店购买了一些新衣服，穿上它们后，我不再觉得自卑。现在即使给我一百万，也不及当初花几元钱买衣服那么令人兴奋。

这是我生命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我克服忧愁和自卑取得的第一次最大胜利。那是在印第安纳州班桥镇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普特南郡博览会”上，母亲鼓励我参加一项公开演说比赛。对我而言，这个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我甚至没有勇气面对一个人，更何况要面对一大群观众。但母亲对我有足够的信心，对我的前途也有很大的希望——她是为自己的儿子而活的。

“母亲给我的信任，让我鼓起勇气参加了比赛，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美国的自由艺术’。坦率地说，开始准备演讲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艺术，但我想这没关系，因为听众大概也不会懂的。我把那篇文采飞扬的稿子牢牢背了下来，对着树木和牛群练习了不下百遍。我一定不辜负母亲的信任，要好好表现一番。演讲进行得很成功，听众的反应也很激烈，欢呼声一片。我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那些曾经嘲笑我的男孩子们，这下都拍着我肩膀说：‘艾摩，早知道你行。’母亲兴奋地掉下了眼泪。这次比赛的获胜成为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当地报纸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并预言说，我以后一定前途无量。我在当地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前途信心百倍。如果那次比赛没有获胜，我可能就没有进入参议院的机会了。这次比赛不但拓宽了我的视野，还让我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可以开发的潜力。而比赛的奖励是中央师范学院一年的奖学金，给我了现实的帮助。

“当时我求知若渴，在1896年后的四年间，我的时间都放在了学习和教学上。为了支付迪堡大学的费用，我还打了很多零工。当过服务生、锅炉工、园艺师、记账员，甚至在放假时到农场里干农活，到工程队上挑石头。1896年时，我正好十九岁，我已经发表过二十八场演讲，为布莱恩的总统选举助选。这个经历让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在进入迪堡大学以后，我选修了法律和公开演说两门课程。1899年，我作为学院的代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举行的与巴特勒学院的辩论赛。当时辩论的主题是‘美国参议员是否应由大众选举产生’，这场比赛我们最终胜利了。我也成为班刊和校刊的总编辑。

“从迪堡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我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俄克拉荷马，并在那里申请了一块土地。我还在罗顿市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此后的十三年，我一直在州参议院工作，在州下议院工作了四年。到我五十岁的时候，我完成了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从俄克拉荷马入选美国参议院。一直到今天为止，作为自由党的一员，我从州参议院，到州议会，最后再进入美国参议院。

“我说这些过去的事，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成功，只是给那些与我一样，曾在烦恼和自卑中挣扎的年轻人，一些信心和帮助。想想当年，我穿着旧衣服和不合脚的鞋子，那时我几乎就被自卑和烦恼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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