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包括贤璟等在内的八十余名僧侣弃旧戒，于戒坛院受戒。自此之后，普照声名大起，便住东大寺维摩堂专门说开遮、讲律疏。

我屡屡惊叹释迦与其弟子当年舌战婆罗门的战况惨烈，绝非如以往印象中的谈天说地不着边际的云淡风轻，而是直如孔孟当年一样的“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释迦生生一个弟子阿难不就极似孔门子路吗？而子路死时的不忘先正正衣冠最是叫我读了泪下。当是之时，普照普照，你也可知道座中最热泪如倾却又笑得最安心的是谁吗？

除此四人外，不能不提的是另一早他们三十年到唐留学的老僧业行。我不知道史籍中可载有业行此人，又或只是井上靖文学的虚构。但我相信真实的历史里绝对存在过这个人的。

日本留学僧在唐早有多人闻名，如我们熟悉的吉备真备，如曾受玄宗赐位三品和紫色袈裟的玄昉，和官任门下省左补阙的阿倍仲麻吕。老和尚业行约是他们一辈的，但待在大唐的三十年，既没周游盛唐风景，也没见过任何大唐风流名士，是个只管埋首抄经的土包子。普照初见他时，很惊异他的脸是“自来唐土后所见最与唐土无关的脸”，而这样的一张脸上始终荡漾一种普照永远不懂的恍惚朦胧的神情。望着堆满房间的古文书或经卷的业行匆匆说道：“太迟了，经典也好，经卷也好，现在日本最需要的是一字不误的抄写本。”业行的这种死功夫，似也未被同侪或后辈所珍重，只普照不知怎的老是对他无法忘情，每隔一两年总要去业行处看看，两人其实也说不上话，唯普照是更怕占用了业行抄经的时间。

后来业行听闻普照将随鉴真返日，便托他将已抄毕的经卷先带回日本，把在唐三十年的所有心血托付给普照，只因普照答应他“万一船遇难不得不抛弃船货时，我本人愿意代替经卷入海”。当时渡海艰难，若遇危急，多是将重物抛弃海中，经卷一占几大木箱，届时在旁人眼中自是第一当弃之物，所以业行会做如此要求，而普照也全心平和的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