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人都是感性的，这种敏感而多情的天性决定了他们在面对革命时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同情感；诗歌本身在美学上具有革命意义，诗人往往将没有投入文字的革命激情化在行动中。戴望舒也不例外。

早在求学期间，戴望舒就表现出了他的革命积极性。怀着对革命的想象，怀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激情，他投考了当年最为革命的大学——上海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戴望舒不仅完成了本专业的学习，更是经常去社会系旁听，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课外，戴望舒和施蛰存还一起拜访沈雁冰，“经常到他家里来谈天和讨教问题”。在大学期间，戴望舒学习了文学知识，学习了革命的社会科学理论，结识了进步的师友，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宣传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十分充实。

由于有上海大学的革命思想的铺垫，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在上大老同学的介绍下一起加入了共青团，戴望舒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很快，他们便开始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接受上级组织的领导，按照上级的指示开展活动。上级领导的任务都是通过一个单线联系的交通员来传递。这位交通员来无影去无踪，有什么指示就在他们的宿舍门口塞进一张纸条通知。传单也由交通员在半夜时分放在门口，他们一般会在晚上九十点钟上街散发。

1926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戴望舒和杜衡去参加一个团小组的会议。他们一路穿过许多蜿蜒的弄堂，并且小心身后的“尾巴”。在确保万无一失后，他推开了团小组所在的大门，发现屋子里没有人。开灯后发现满地纸屑，屋内一片狼藉。他们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撤退。刚回头，迎面撞上了两管黑洞洞的枪口。这是戴望舒第一次被捕，从此他开始正视革命的现实残酷性。

毅然走出“雨巷”，找寻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去，这是属于诗人的革命积极性，也是属于诗人的天生的浪漫主义情怀。一段革命史，一个生死的尖峰时刻。在革命里，有同志，也有叛徒；有温暖，当然也有暗箭；更多的还是危险与残酷。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又重新回到了“雨巷”，不仅仅是躲避反革命镇压，更是为了那命定一般的哀愁的苦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