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是孤寂的。数年之后，在《罗兰·巴尔特自述》的一个片段里，回声仍在持续。走近作品吗？那是“丧失同情心”。钻进作品里吗？“一片荒漠出现了……”(RB，140)坦言发现为作品的荒凉世界所吸引，是一道奇特的证词，看起来很不像“巴尔特风格”。

不过，这种战栗正是巴尔特的写作活动的内核，正是这种吸引激起他不断抗拒任何削减文学的做法。尽管如此，我们万万不可匆忙认可近年来通过的一道针对巴尔特的判决，认定他只是狡黠地重提浪漫主义的旧话，或者最终不过是在经营一种新的“颓废风格”。毫无疑问，向出自写作了《巴黎图景》的诗人口中的波士顿独行者表达敬意(其在《就职演讲》中宣讲文学信念是后来的事)与竭力摆脱霸道的学术(理论)和重整文学事业，二者悄然相通。同样，为了回归泰纳的“理论”，于斯芒斯本人亦曾引证爱伦· 坡，他在《某些人》里写道:“泰纳应用于艺术的环境理论很正确，用在大艺术家身上却是逆向地正确，因为环境在他们身上产生的作用是叛逆……在庞然大物的波士顿，环境造就了埃德加·爱伦·坡这样的孤独者。”

可是，巴尔特的举动的含义并不在这里，在他看来，“‘为艺术而艺术’只是一个旋转装置的另一端，‘令人疲惫的往返’的折返点，文学必须避开它才能挽救自己”。此时正是揭露一个迷惑人的假象的好时机。

诗学的假象为其一。爱伦·坡为法国人提供了文学神话的一个适当的象征，巴尔特之所以采纳这个文学神话，是为了动摇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和各种现实主义)，可是并不是为了颁布一套计划。在巴尔特的写作里，这个神话所包含的梦想跟历史上的现代派和颓废派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态；它的重返是在十分不同的(本身是矛盾的)设定的名义下完成的:它涉及“杰出小说”的营造方法，以及一套诗学的神秘言语的直接性——这种言语的不可否认的突现被用来为搁置意义服务。

其二是伦理的假象。批评话语经常把“晚期巴尔特”跟颓废派的概念拉在一起，从而导致胡乱指责:“反道德”，“赶时髦”，“用‘历史中心主义’平衡一切”，等等。所以我们不得不立即提醒读者，巴尔特作品的核心(暂且管它叫献身文学吧)，一个永不懈怠的响亮的声音使之具备一个维度:道德观。这是个也许最不为人知的，总之处理得最糟糕的维度。

巴尔特的道德观是工巧性的姐妹，它无疑恳求每一次阅读都加以评价。面对令批评界忙得气喘吁吁的道德教训的刺耳大合唱，至少此处应该一劳永逸地点明它。浅薄的道德中心论的缓慢抬头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令人郁闷的事情，它曾经使萨特(其道德观还没有从最近的小报上彻底消失)和加缪(小说《堕落》的令人担忧的霉味是对风格圣洁的“诺贝尔文学奖致辞”的极好补偿)感到遗憾。呼吁习俗、铁腕和风纪监察官的儒勒·雅南儒勒·雅南以人们所熟知的坦率放言，至少明白他在以什么名义放言:以秩序的名义。今天，无论批评界还是其他领域，在道德规范的名义下，假道德（moraline）在泛滥。路易·纪尧的小说《黑血》的主人公——那个被一帮讨厌书本康德主义的中学生送了一个“纯理批”外号的哲学教员梅尔兰，20私下就用这个词称呼他负责的德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