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振，失业率高，在束手无策之余，有些人就开始寻找代罪羔羊，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国的外籍劳工与移民。这一阵子欧美好几个国家都发生过歧视或迫害移民的事件。8月间，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下令驱逐法国境内罗姆人（the Roma，俗称吉普赛人）的消息成为英国主要报纸报道和评论的焦点。据估计，法国境内约有15000名罗姆人，光在今年8月，萨科奇政府就驱逐了约1000名，去年一整年则至少有11000名。

萨科奇极端的排外行动受到罗马教皇的批评，法国天主教若干主教更是对他严加谴责，欧盟官方甚至介入调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还特地就此事件与晚近各国反移民的现象在8月22日发表社论指出：

特别在经济紧张的时候，移民经常发现自己变成了代罪羔羊。在这方面法国绝不孤单。意大利政府骚扰与驱逐其罗姆人移民已经好几年了。而美国正为亚利桑那州政府所通过的一条法律进行激烈的法律战，这条法律规定，为侦察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警方有权要求任何人出示身份证明。反对者认为这样会导致种族歧视。

对美国非法移民子女的普遍关心也引发共和党圈内若干讨论，有人建议应该废止宪法条款中赋予在美国领土出生者公民权的规定。在此同时，澳大利亚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与反对党自由党的阿伯特（Tony Abbott）则陷入谁能采取较严厉的手段对付“船民”的竞赛中揪斗不已。“船民”指那些乘船来到澳大利亚海岸的绝望的政治避难者。（Editorial，2010：2）最讽刺的是，像萨科奇一样，澳大利亚大选的两位主要政党候选人都不在澳大利亚出生，都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吉拉德出生于威尔士，阿伯特则在伦敦出生。其实除了土著居民，现在的澳大利亚人不都是移民的后代？《独立报》的社论来不及提到的是，8月28日在英国的布拉德福德（Bradford），数百位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ist Party）与英国防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等极右翼组织的成员与支持者，在市中心举行反伊斯兰教示威，与警方爆发冲突。同一天，美国具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右翼组织“茶党”也在华府林肯纪念碑前集会——47年前的这一天，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牧师就在这里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Observer，29 August 2010，1，6）这些事件说明了许多人仍然固执己见，怀念那个已经消逝的基督徒白人仍是历史主体、仍然宰制世界的时代，不肯也不愿面对一个早已改变的世界。用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ciński）的话说，这些人对待他者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视之为“某个不同物种的代表……把他当作某种威胁”（Kapuściński，2008:58）。因此他们要驱逐他，羞辱他，防堵他的到来。政治人物之所以敢于提出含有种族歧视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些政策背后仍有一群同情者或支持者，他们估算过可能的政治效应，包括可能换取的选票。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反移民的立法和行为显然有违这样的信念，显然不符人道关怀。政治人物敢于执意为之，因为他们清楚社会的政治氛围。反移民所具现的排外恐惧症也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的阴魂仍然潜伏在某些人心中，并未形消于无。历史血泪斑斑，殷鉴不远，许多思想家因此忧心忡忡，纷纷尝试以各种论述打开困境。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就一再析论陌生人的角色；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也反复讨论如何待客，如何悦纳异己；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则以伦理学为其哲学重心，畅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更主张要包容他者。这些论述或思想之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应该有相当实际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