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媒体的说法，这是在揭示第三世界的落后面貌。我看不如说是在揭示殖民地文化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在奈保尔笔下的殖民地居民那里，这种文化悲剧渐渐地演变成了一种当地人的“性格”悲剧！一切骚动和混乱都源于此。

奈保尔试图通过对殖民地的描写和讲述，揭示文明压抑之下的人类共同的悲剧性格：虚荣、躁动不安、控制欲，特别是施虐狂和受虐狂心态。这些缺陷是白人、黑人、棕种人、黄种人所共有的。在这种人性的弱点面前，既定的文明、信仰、价值观（不管是西方的还是殖民地的）等等，都成了讽刺的对象。当不同肤色的文明产生对抗的时候，各自的缺陷都会变成优点。有时候，一场战争，为的就是保存自己文明的缺点。

但是，一个作家不会仅仅为了“反殖民文化”而写作。作为一个“周游世界的作家”，作为一个身份、种族、文化归属都暧昧不明的作家，奈保尔的写作同样也有一种“自我确认”的性质。他要通过写作，弥补自己身上普通人身份和作家身份之间的裂痕。他背着一个完整的审美理想（或者说像他所提倡的那种“普世文明”）四处游走，他希望脚下没有地界。但他只能在文明与野蛮、黑人与白人、先进与落后、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他的印度血统、地中海经验、英国爵士身份的混杂，使他常常有一种“无根”的感觉。他激烈的批判姿态和虚无情绪或许就是由此产生。但他只能用白人的形式讲述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故事，他从小接受英国教育，不懂印度语。他在写作之中，试图将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糅合在一起，为自己暧昧的身份寻找归宿。但这不过是一种文学想象而已。

在《母亲的天性》这篇小说里，奈保尔塑造了一位名叫劳拉的母亲形象。劳拉的生命力很旺盛，生育力极强（跟7个丈夫生了8个孩子），有反叛精神和独立精神，朴素务实，心地善良，具有出色的辱骂能力，不畏强暴。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作家莫言的小说《野骡子》。相比之下，莫言的叙述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更带有生活的真实感，那种疯狂的语言，就来自生活的最底层，有直接的肉体经验作支撑。奈保尔的叙述则显得理性、节制，有一种从高处往下看的感觉，还有一种旁观者的味道，就像一个伦敦的白人一样。这就是奈保尔身上的白人教养在作怪，这就是帝国文化在他内心深处的投影。因此，在寻求身份确认的时候，自己身上的殖民性是更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