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的说法，那三位伯爵小姐的行为，就是一种寻求刺激式的“快感消费”，或者类似于“受虐—施虐”（“SM”）的时尚。这正暴露了19世纪作家写作中的一个“死穴”。于是，这种写作在今天新的阅读者面前，成了一种炫耀，炫耀经历、炫耀苦难、炫耀对苦难的表述能力。今天流行的美国纪录片《生还者》，就是这种炫耀乃至伪造苦难场景的典型。这种带有宣泄性的写作，像“间歇泉”一样，常常有提前枯竭的危险。在宣泄了十几年之后，年过半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平静下来了，“癫痫症”也少见发作了。于是，在宁静中他想到了上帝，不禁泪流满面，巨大的伤口仿佛愈合，剩下的问题由上帝去解决。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就不会出现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也不会有凯尔泰斯。

事实证明“愈合”是一种幻觉，集中营、流放、酷刑、死亡的阴影依然存在，以各种不同的变形方式（审查、监视、跟踪、控制、撒谎、专制统治）存在。旧灾难的炼狱已经摧毁，新灾难的炼狱正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形式悄悄生长。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经验的范畴。凯尔泰斯之所以没有躺在“个人经验的功劳簿”上陶醉不已，是因为他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发现了“奥斯维辛经验”的不同变种，就像变异了的病毒一样在侵害人体。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和平废墟”替代了当年的“战争废墟”，人们在当年“战争废墟”的瓦砾场上，新建起一片“和平废墟”。彻底的和平是早亡的悬崖，地球被大气污染层笼罩着。所有的男女都浑身污垢、偷窃成性、玩世不恭、飘忽不定。

正因为如此，凯尔泰斯的写作才体现了应有的矜持和节制，体现了一种语言的道德。他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为自己丧失了“语言表述的避难所”而焦虑不安。但他无法喋喋不休，他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经历变成一种“阅读消费”。他既不想转述“生活经历”，甚至不想做所谓的“揭示生活”的工作，而是在吃力地寻找一个“奥斯维辛”之后就消失了，至今依然不知所终的那个“自我”。凯尔泰斯说他已经死过一次，所以他还活着。“从来不是为了揭示生活，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这就是他基本的写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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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奖演说辞中，凯尔泰斯指出了“奥斯维辛经验”的两个后遗症：一个是“人们变得更加孤独了”；一个是“它使文学戛然止步了”。我很喜欢“奥斯维辛使文学戛然止步”这个说法，它比阿多诺那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说法更有意思，也更留有余地。阿多诺的说法无疑具有哗众取宠的效果。而所谓“戛然止步”，可以理解为集中营的震惊事件在文学表述上的反映。比如，震惊体验使以往的艺术经验及其表述方式突然中止，就像杀戮和拘捕使日常生活的常态突然中止一样。直截了当地说，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巨大的文明断裂。面对这一断裂，传统的艺术经验和诗学范畴完全失效，我们的语言表达像失血一样苍白无力。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说话。寻找新的表述方式和体验方式，成了艺术的新的任务。在这里，人们实际上面临的是“记忆或者遗忘”、“言说或者沉默”、“活着抑或死去”的多重矛盾。

当我们反复强调“记忆”的重要意义时，我发现，尼采却一直在强调一种“健忘”的能力，也就是强调人和动物同是作为自然物种的“健忘”能力的重要性。尼采并不认为记忆或者恐惧是“唯一的希望”。尼采十分重视自然物种身上的那种善于“健忘”和长于行动的特征。尼采说，动物的身上有一种“积极健忘的功用”、“积极主动的障碍力”，“恰恰是在这个必须要健忘的动物身上，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体魄强健的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健忘”，生活就不再存在了。这种“积极健忘的功用”，既能使人摆脱恐惧，又是新的生命活跃状态（也是自我意识的基本前提）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