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泄叙事

高行健为什么不一意孤行，将“冷文学”进行到底，给人提供一个新的征候（比如偏执狂症状）呢？他自己深知这种选择的困难：

寻求一种单纯的叙述，企图用尽可能朴素的语言，把由政治污染得一塌糊涂的生活原本的面貌陈述出来，是如此困难。你要唾弃的可又无孔不入的政治竟同日常生活紧密粘连在一起，从语言到行为都难解难分，那时候没有人能够逃脱。而你要叙述的又是被政治污染的个人……要陈述得准确就更难。

高行健在各种场合都要强调自己对政治的冷漠。其实，他与政治就像一对冤家，缺一不可，互为镜像。没有政治就没有高行健。可他偏偏要说他不关注政治，并因此批评索尔仁尼琴。重新叙述那个像苏联一样充满了政治符号的时代，却试图抛弃政治，这就像痴人说梦一样。他爱文化，讨厌政治，政治却偏偏缠住他。他也自知逃不过政治这个关隘，于是，就操起了他最拿手最珍爱的武器——语言，跟政治玩起了游戏。这个游戏的主要道具，就是肉体器官：成人的生殖器（精液）、喉管（呕吐物）、肛门（粪便）、孩子的生殖器（尿）：

应该把你的经历诉诸文字，留下你生命的痕迹，也就如同射出的精液，亵渎这个世界岂不也给你带来快感？它压迫了你，你如此回报，再公平不过。

受愚弄的那种苦涩像吃了耗子药，怎样吃进去怎样吐出来，可再怎样呕吐，也未必能吐得清爽。

（文学）恰如排泄，要排泄便排泄，而较之粪便排泄的不同之处，又在于还要把排泄物赋予情感和审美……选择文学，也不过藉此排泄。

你希望是布鲁塞尔市中心小广场上撒尿的孩子，男男女女都用嘴去接他尿出来的泉水。把感受变成语言……这给他带来的快感如同做爱时的呻吟。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厌恶政治”、“愤世嫉俗”的角度来理解，它也是从长期的压抑机制中生出的一个症状。在高行健所叙述的1957年和1966年的创伤性经验中，呕吐记忆变成了“排泄叙事”；或者说通过叙事向历史、现实、意识形态进行语言排污。历史、现实和政治，就是试图将人的“排泄本能”压制下去。现在，高行健将高级的、精神性的东西（文学、意识形态等），视为低级的、污秽的东西；反过来，他也将“排泄叙事”的语言作为抛掷物扔到了过去，向政治身上“射精”。这就像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处于“肛门期”的耶胡人一样，排泄物成了攻击和自我表现的武器。这是一个长期处于意识形态高压下的人的语言报复，也是造成高行健浓烈厌世情绪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