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

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

和许许多多时候一样，结果出来了：A看见B先穿的，B看见C先穿的，C看见D先穿的，D看见E先穿的，而E则是看见A先穿的。这是多么光滑的一个循环，光滑的循环在骨子里是一个死结，除非你把孩子们一网打尽。

孩子们并没有政治智慧，可强大的政治智慧在孩子们的面前时常无功而返。这是天理，老天爷总是保佑孩子的。

再威武的政治都有它的死穴。阿门！阿弥陀佛！

突然来了一场大暴雨。

这场暴雨是在半夜来临的，我正在憨眠。后来，电闪了，雷鸣了，再后来整个大地都被暴雨敲响了，动静相当地大。暴雨之夜并不安静，但是，也许有人会同意我的观点，暴雨的吵闹反而有助于睡眠。

一觉醒来，空气清冽，神清气爽。我们家门口的操场成了风景了——那是一块平淡无奇的泥地，因为一夜的暴雨，它被冲刷得平平整整，仿佛等待书写的一张白纸。

孩子有孩子的狂野，这狂野就是破坏。孩子见不得平平整整的雪地，孩子也见不得平平整整的泥地。但凡有平整的雪地和泥地，孩子一定要让它们铺满自己的脚印，精疲力竭也在所不惜。

但这个上午我对平平整整的泥地动了恻隐之心了。我不想破坏它。相反，我要尽我的可能保护它。我没有在操场上留下我的脚印，我没有让操场浑身布满了疤。

暴雨之后通常都是艳阳。大约在午后，整整一天的骄阳把湿漉漉的操场烤干了。我光着脚，来到了操场。操场是滚烫的，松软的，依然有我的脚印，但是，泥土没有翻起来，操场上没有疤。

我想在操场上写字，这个念头在刹那之间就产生了。几乎就在同时，我决定了，写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的名字向来是一个忌讳，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父亲的名字。我还要强调一点，我害怕我的父亲——因为忌讳，因为害怕，我决定写父亲的名字。

我找来了一把大锹。现在，这把大锹就是我的笔了。我目测了一下，把操场分成了两半，上半部分，我要写一个扁扁的“毕”，下半部分我则要写一个扁扁的“明”。

在我开始写书之后，我意识到了，操场的实际面积要比我估计的大得多。我提着锹，用尽了全力，几乎就是奔跑。有好几次，因为大锹的角度问题，我都跌倒了。但是，跌倒了又怎么样呢？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对忌讳的挑衅，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对恐惧的挑衅。心花怒放啊。

我要说的是，我最终完成了我的杰作。“毕明”那两个字被我用大锹“写”在了雨后的操场上。我气喘吁吁，巨大的操场被我刻成了我父亲的私章。操场坑坑洼洼，而我则心花怒放。

父亲后来过来了，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紧张万分。他还看了一眼操场，就站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很奇怪，他没有认出他的名字。他有些茫然，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忙碌什么，他是有些狐疑的，他的儿子满头满身都是大汗。

但父亲到底也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他都站上来了。他只要用心一点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都暴露了。谢天谢地，我干了，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许多年之后，我们家已经在中堡镇了，父亲给我讲述苏东坡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就坐在父亲的身边，突然想起了那个“遥远的下午”，我的小心脏都拎起来了。我偷偷地笑了。这两句诗我不用他讲的，我比他还要懂——我曾经亲手把我的父亲送到“庐山”上去，他自己都没能认出“庐山”，他还给我讲这个呢。

我不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也没干过大事，可是，我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你决定“干大事”，一定要往“大”里干，当“事情”大到一定的地步，再危险都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