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墨打心里瞧不起黄一川，他不仅从不索要红包，而且连正常的“误餐费”也不拿。他也知道，现在新闻界不少人都奉行类似这样的一些“潜规则”：到单位采访，被采访单位一般会给记者打红包。红包大小视被采访单位的效益而定，一般200元左右，效益差的单位也有只给发50元红包的，效益好的单位打给记者的红包相当可观，千儿八百的很正常。这些红包，说是给记者的“误餐费”或“的士费”。其实，就是想给记者一些好处，让记者将不能发表的稿件设法发出来，将能发表的稿件尽量占更大的版面。但是贺子墨每次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却从不在“误餐费”表上签名，对方塞给他，他也不要，稿件照样发挥自己最高水平写好给刊发出来。被采访单位可喜欢贺子墨了，对他也越发尊敬，暗地里称他为“草帽记者”。而且，有的单位开新闻发布会时甚至不再按“潜规则”给记者派发红包。

这下可惹恼了同行，“红包记者”们更为恼火。那些“红包记者”，每天专门互相打听哪儿有新闻发布会，然后立即赶去签个名拿了红包就走人，接着赶去下一个新闻发布会会场拿红包。这样下来，一个月光拿红包就有几千块钱。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打听到这样的内幕后，竟也冒充记者，赶到新闻发布会会场领取红包。而大多数单位为了不造成对记者不信任的印象，往往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是不查看记者证的，这样就给骗子们钻了空子，“红包记者”和“红包骗子”因此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奇观。有的“红包记者”见财路被断了，就给贺子墨发话：“兄弟呀，你不拿红包可以，可我们要这点红包才能生活呀。”有的记者则揶揄道：“贺大记者不愧是机关报记者呀，就是不一样。”贺子墨知道对方是挖苦，他扔给对方一个鄙夷的眼神昂着头而去。

贺子墨却郁闷了许久，他约郁远达喝酒。郁远达便开导他：“这个社会，我们既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但也不能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你太另类了，别人就将你当怪物看，领导也不会喜欢你。怎么做到既融入了这个社会，又一尘不染呢？一句话，同流，但不合污。”

郁远达接着劝道：“你不能凭着那种单纯的新闻理想行事了。你想想，你们是省委机关报，就这个名称可以看出，机关在前，报在后。因此它实际就是一家机关单位，而不是纯粹新闻意义上的报社。所以，你就不要理想主义了。不要将它当作报社，而要当它是机关。既然是机关，那你在里面说话做事都要谨慎点。”

这话贺子墨听了觉得有些刺耳，尽管他很多时候对自己单位的种种做法也颇有微词，但轮到别人说自己单位不是时，心里就有些不爽了。人就是一种很怪的动物，比如自己的母校，自己可以天天骂时时骂，但听到外面的人骂母校时，则会跳起来跟对方对骂。又比如自己的母亲，生气时总会跟她斗嘴，但却是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指责母亲的，那怕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稍微对母亲有一点不敬也不行。

但是这次聊天后，贺子墨有一点还是接受了，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堂吉诃德。此后，别人给“误餐费”，他也不再拒收。但每次接过红包，他就匆匆塞进包里红着脸赶快走开，那样子仿佛是偷了别人钱似的。贺子墨也不再满街跑着找新闻了，他明白了省委机关报首先要根据上面的精神和政策跑，上面每出台一个什么政策，记者们立即对着政策去“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