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的海滩上焚烧鸦片，六十个官员指挥着五百个苦力，烧了二十三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掳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被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二十年后，增加到三百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入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有七百多万中国农民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后，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在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十二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三千九百三十一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一千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二百○六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一百个人。这两百多个华工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工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十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中国农民了解了他们的未来。从十二月到五月间，他们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四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们因此没有工资。他们的卖身契是十四年。如果试图逃走，他们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了三十五万华人。在三十五万华人中，只有五十七名女性。十四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开始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年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其中最有名的是Teniente Tankredo（中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人视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一百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