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丘吉尔的名言还可补充，即民主不仅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而且民主本身还可以更好，还需要换代升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使民主功能更完善，在一个复杂世界里使民主形态更多样。以民主进程中后来者的身份，后发展国家缺乏传统依托，却也没有传统负担，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参考借鉴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制等管理经验，还可以博采本土的制度资源，比如君权时代的禅让制、谏官制、揭贴制、封驳权等，比如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多党参议、民主生活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比如改革时代的法案公议、问卷民调、网上论坛、NGO参与、消费者维权等，一切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曾有助于善政的举措，都可以通过去芜存菁而得到整合与汲收，从而让人们真正放开眼界、解放思想，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决所谓“民主水土不服”的难题；同时也丰富和扩展民主内涵，走出有中国特色和开拓意义的民主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一个文明复兴大国在追求富强的进程中理应有此抱负和责任，不可缺失制度创新的智慧。

几年前，笔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学者兼欧盟官员。他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交往习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导笔者走进一座旧楼，参观他们主办的妇女手工活培训班、职工读书沙龙，还有社区青年的环保画展，说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为分裂而孤独的个人原子状态正是专制的理想条件，人们只有经常在一个共同体内交流、参与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强民主的意识与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达，包括尽可能消解某些误导性宣传。在他看来，欧盟民主的希望与其说在于电视里某些政治秀，不如说更在于这些老百姓脸上越来越开朗而且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为此争取更多的预算、义工以及跨国性讨论。

这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长者。

可惜我的几个中国同行者听不懂他的话，对劳什子手工活儿一类完全不感兴趣，一个个东张西望哈欠滚滚，只想早一点儿返回宾馆。连译员也把“民主”一词译得犹犹豫豫，好像老头说跑了题，好像自己耳朵听错了话——这些鸡毛蒜皮与伟大的democracy能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有大街和广场上的激情才够得上民主的劲道。

我也曾举着标语牌走向中国和他国的大街广场，但我知道，民主要比这多得多，要繁重得、深广得多。

此时的银发长者有点儿沮丧，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正是这尴尬一刻，成了本文的缘起。

韩少功：作家。著有《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

本文刊于《天涯》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