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花花公子》及其编辑用自己的才华表达出了一种方式，既能满足主流社会的渴望，也能照顾边缘社会的不满。赫夫纳的杂志尽管叛逆，但不挑战战后美国生活的准则。相反，它为雄心勃勃、傲睨一切、往往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找到了一种表达的渠道，让他们摒弃美国生活的刻板守旧，为它的种种限制松绑。它表达了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异见。《花花公子》及其读者试图让“会玩”跟“能干”一样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努力为享乐消除障碍，尽情享受美国充裕的新财富。通过分享自我实现的梦想，他们立志于提高，而不是颠覆美国人对于富足生活的憧憬。

因此，《花花公子》尽管让旧式宗教和道德的卫道士感到震惊，但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沉醉于物质丰富并急于摆脱束缚的人们。赫夫纳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本杂志的文化含义。“我要为都市男性创办一本轻松、高档的娱乐杂志。”他在1954年初表示。同时，他相信别人也拥有同样的愿望。“这本杂志的核心是都市里的单身男人，有自己的公寓，有一部好车，有美食美酒，准备一顿浪漫的晚餐。这些是最重要的。”的确，文化层面上的这种美好生活是赫夫纳的杂志与读者之间的纽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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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站在某一高度上回首，赫夫纳意识到，他的杂志当时处于反对50年代守旧风气和压迫行为的阵营中。“《花花公子》问世前，对于中产阶级的一员来说，唯一道德、得当的生活方式就是成家、立业、生子。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意味着什么并不重要，”他解释说，“我们敢于表明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存在。”他认为，宗教和政治的有害结合形成了一种苛刻的公众道德观和严格的家庭观。他还谴责麦卡锡主义迫害共产党嫌疑人，愚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主目标，将反共变成了一种政治和社会迫害的手段。赫夫纳得出结论说，《花花公子》通过主张自由表达性爱来支持文化自由。“我们知道，仅仅通过在这本杂志里刊登裸女照片，我们就吹响了革命的号角。”他表示。14

但是，《花花公子》在50年代中期接触到美国大众时扮演了更为复杂、甚至模糊的角色。其叛逆主张是真实的，但很难说是革命性的。在很多方面，它甚至是有力地支持了战后美国的价值观。赫夫纳试图对制度进行内部瓦解而非外部攻击，以此促进美国生活方式的重建。“《花花公子》倡导享受‘美好生活’，这是每一个美国人的传统。只要他愿意表现出一点点主动性和勇气，而不是满足于工作稳定、从众、家人团聚、默默无闻和寿终正寝，这个愿望就能实现，而正是这种主动性和勇气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如此告诫冷战时期的美国，“顺便说一句，美国人在争取成功时表现出来的创造力、思想和主动性以及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为这个国家提供了重回世界巅峰的唯一机会。”《花花公子》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表达追求个人成功和社会繁荣的目标。15

这本杂志呼吁读者通过追求休闲、娱乐和物质富足来享受生活。它鼓励人们分享这些令人兴奋的新机会而不是延迟享受。“我们的读者相信美好生活，我们也是，”它在1954年对有意投稿的作者们说，“因此，自由投稿人如果能够拿出与红酒、女人和歌曲有关的文章，我们会很高兴。至于钓竿、钓线和诱饵桶，我们不感兴趣。”杂志的助理编辑告诉读者，“美国生活”意味着“美食美酒、上等读物和温顺的女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