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我上到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有天放学，不见了蓝孃孃，去那间原来她借住的房间，不见了她那只破旧的小皮箱，我就知道，她走了。也没问父母，到吃晚饭的时候，桌上少了她的碗筷。又过了一个星期，传达室送来的报纸里有一封信，记得信皮上印着西南师范学院的字样，父母传阅后，一个说：“这下好了。”一个说：“其实不用道谢。”我就知道，蓝孃孃被安排到大学教她在德国学来的化学了。很长的时间里，我把她忘记了。

到1963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中学教师了。那时候父亲已不在海关工作，他被调到张家口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当英语教师。那一年暑假，父亲母亲先从张家口到北京，跟我会合，然后一起到成都，住到了他们的发小邓伯伯家里。邓伯伯比他们年龄略大，他们叫他邓哥。邓伯伯早年也在法国留学，我在他书房的书橱里，看到了我看熟了的以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为背景的老照片。那时候邓伯伯是全国政协委员。一旁听邓伯伯跟父母怀旧，也聊到罗家伦追求蓝孃孃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提到那只抛出的煮鸡蛋，邓伯伯当时似乎在场，回忆起时不免呵呵地笑。邓伯伯指着那张旧照片，逐一说着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有的在留学时就病死了，有的后来绝不再跟照片上的同游者来往，不知所终，这些听来当然无所谓。但是，有的，他就说：“那时候激烈得很啊，谁想到后来竟投靠到他那时激烈反对的势力怀抱里去了！”这话听了也还不算惊心，但他又说道：“那时候大家吵归吵，总觉得心还是靠近的，都恨军阀混战，恨列强瓜分，恨贫富不均，恨骄奢淫侈，恨政客虚伪，恨世风糜烂……大家都是热切要让中国富强的社会变革者啊，多一半应该算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怀揣着热血浸泡的理想……可是，后来，这位把那位视为死敌，那位更实实在在地对那边那个实行了镇压……当年大家在那卢森堡公园的宽台阶上，互相搂着肩膀，齐唱《马赛曲》啊……”他提到了蓝素琴，记得妈妈问他：“邓哥，按说后来批判胡风，正式启动镇压反革命的大运动，还有反右，她都难以幸免啊，怎么听说她倒都平安无事？”爸爸只低头无语，因为他在1957年的“鸣放”中，也“说错了话”。邓伯伯沉吟了一阵，这样解释：“是呀，有的人就是并无言论，也给划到敌我矛盾那边去了。蓝素琴么，听说在‘鸣放’的时候，有人动员她为解放初的被捕入狱吐苦水，动员她要求平反，她就在会上说，那样处置她是对的，后来安排她这份教职，她除了感激，没有别的话说。依我想，她是悟透了。果然求得了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