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王安石高高在上，并不清楚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围绕在他身边的一帮小人只知道歌功颂德，蒙蔽了他的视线。一直在外地做地方官的苏轼，对老百姓的疾苦却是感同身受。为百姓代言，为国家的利益申诉，对苏轼来说，件件都是问心无愧的事。就算为此而遭致个人的灾难，他也能够做到心安理得。苏轼是如此，王巩和柔奴也是如此。

问心无愧，用良心来说话，用良心来做事，这是“心安”的基础。

第二层，做人要内心强大。

社会是复杂的，在同样的一个社会，表面上奉行的似乎是一致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事实上，同样的社会却容纳着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和价值观，有正道直行的君子，也有蝇营狗苟的小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人，有见义勇为的义士，也有明哲保身的庸人，甚至还有落井下石、见利忘义的恶人……不是每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都能获得公正、公平的评价，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一个好人、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也会遭致非议，甚至遭遇灾难。就像“乌台诗案”后被贬的苏轼和王巩，一片公心换来的只是身陷囹圄、远谪他乡。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在遭受如此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岂不是会怨天尤人，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脆弱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后来的秦观，因为苏轼在元祐末年的新旧党争中再次遭遇“滑铁卢”，秦观受到牵连也被贬出京城，从意气风发的京官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庶民”，秦观一下子跌落到悲苦忧愁中，并且从此就没有再从苦闷中走出来。而内心强大的苏轼，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以自嘲的口气说过这样两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都是苏轼先后被贬的地方，每次遭贬，贬所越来越荒远，“儋州”甚至还跨海到了海南岛，生活贫困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可是功名事业越失败，苏轼的精神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安贫乐道，越是收获了文学上和思想上的巨大成就。在苏轼的心中，“功业”不仅仅是功名利禄的追求，更是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