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以前，文人词从唐五代开始，一直以男女艳情为基本主题，以情景交融抒发人生感受为基本形式。当然这个发展阶段也经历过几次重要的变化，比如南唐词以冯延巳、李煜为代表，在词中融入士大夫的身世怀抱，在艳情一统天下的词坛之外别开一境；北宋初年柳永又以叙事的手法拓宽了抒情词体的表现途径。但词总体上仍是“旖旎近情”的，是以婉约柔美为主流风格，以抒情为主要功能，词为“艳科”的整体特色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打个比方吧，以苏轼为标志，此前的文人词就像是温柔艳丽的女子，柔情万种，表现出女性化的阴柔之美，人们都已经认定了这就是词体的“本色”。

所谓本色，本来是指物体本来的颜色；用于词论，就是指词的本来面貌。从晚唐五代《花间》词开始，以艳情为本，以柔媚艳丽的阴柔美为美学风格，所谓的“柔情曼声”就被认定是词之“本色”，是词之“正体”。这种认知一旦稳定下来，就成为了词坛牢不可破的主流评价标准，于是，凡是与这种本色认知不相符合的，就被认为是“变体”，是“别调”。

苏轼的词在柔情中注入了阳刚宏大的男儿性情，就像是一位“关西大汉”，当他“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当他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北宋词坛这一池柔情荡漾的“春水”就被他这股强劲的风力吹皱了，甚至吹起了惊涛巨浪。人们惊讶地发现，词的“本色”被苏轼“破坏”了，苏轼的引吭高歌成了北宋词坛的“变奏”，是抒情小调中突然窜入的“不和谐音”。

更何况，词体本色还包含了对词体特殊的音律要求，而苏轼性情到处，往往并不刻意去迁就词的音律规范，“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历代诗余》引晁以道语）。于是，就连苏轼自己的学生也对他这种“变奏”表示了委婉的反对，例如陈师道就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