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理性的丰盈，成就了苏轼词创作内容的丰满与形式的丰富。当旷达的性情被注入到词作当中，他的作品也就具备了旷达的理性色彩。

融理趣入性情，情理交融，这才是苏轼词的独特魅力。

就像我们讲到的这首《定风波》，如果说北宋年间用诗来讲道理发议论是宋诗的本色，例如江西诗派的特点就是说理议论，那么用词来讲道理发议论肯定不是词的本色。但是苏轼硬是将讲故事、讲道理、抒发感情很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

从读者的鉴赏层面而言，不同的鉴赏角度也可以获得不同的审美享受。愿意听故事的：柔奴在逆境中的特殊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足够生动的故事；愿意领悟到一定道理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足可以让人受益终生的人生哲理；愿意接受情感洗礼的：柔奴的美丽与淡定、苏轼的坚强与旷达，足以激荡起我们情感深处的共鸣。

情、理、事这三者，在别人那里可能是冲突的，在苏轼这里，却能调和出别样的美。这种美的根基，还在于他超出常人的性情之美。

如果要写出格律稳妥的词，我们可以通过模仿和练习来达到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学习和练习是可以贴近词体本色的；但性情却无法模仿和复制，它虽然主要是后天养成，却是以一种自然的状态存在于不同的个体身上。就像林黛玉不可能唱出薛蟠那样的小曲儿，李逵也不可能像薛宝钗一样用大段大段的大道理把人讲得服服帖帖。

清人田同之说得好：“填词亦各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西圃词说》）尽管苏轼的词“要非本色”，但如果为了词体的所谓本色而扭曲了词人的真实性情，那词也就失去了美的根基：因为真正的美，必须建立在真情的基础之上。

因此，读苏轼的词，也应该摆正和苏轼一样的心态。“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讲故事，说道理，无论是婉约的，还是豪放的，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心安，就是性情，就是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