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广泛传播的乐观主义对我而言有些陌生，但我还是对其心存感激，并不把它看作社会的弊端。我觉得，人们把烦心事留给自己，而不是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感染别人，这种做法是很体贴的：人们珍视自己的好心情，也愿意尊重别人的好心情。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开始细致研究乐观主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更微妙的东西。研究开始之初，冷战（译注：Cold War，冷战。指的是1947年至1991年间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除直接交战以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这个词起源于1947年4月16日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的一次演说）这期间东德地区的所见所闻给了我很多启迪。我观察研究的是两种人的抑郁行为在跨文化层面上的不同，并比较二者对前景的悲观心态，这两种人，一是生活在东德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人民，另一种是生活在西德更开放、更民主社会环境下的人民。在那次研究调查中，我深入东柏林和西柏林（译注：柏林原称“大柏林市”，二战前为德国的首都。战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48年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成立了大柏林临时民主政府；1949年，美英法三国又在西部通过市议会选举组成西柏林市政府。至此，一个完整的柏林分裂成东、西柏林两部分）“接壤”的酒吧里，观察、探索男性泡吧者的忧愁迹象。

那时，西德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对一件事很是好奇，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在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感方面比其他社会制度存在更多优势。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人平等，全民福利，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住所。可是，我在东德的酒吧里所看到的消沉迹象——如垂头丧气、面带忧愁等——要比在西德的酒吧里看到的多。有趣的是，在跟人们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东德的人民在即将开始一天的生活时，对美好的前景更多的是依赖于盲目的乐观幻想。

有一次，一个东德的画家向我表达了他被“困”在东柏林的懊恼。他没有画布、颜料及其他追逐艺术梦想所需的基本材料，并且在思想层面，当局明显妨碍他对艺术的追求。尽管如此，这位继承了胡安·米罗[译注：Joan Miró（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陶艺家、版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和毕加索、达利齐名的20世纪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之一]和保罗·克利[译注：Paul Klee（1879—1940），德裔瑞士画家]的绘画风格、作品精致细腻的画家，却告诉我他要到国外去继续他的艺术事业。“总有一天，我要去巴黎。”他面带微笑，轻声说道。说完就转头看着窗外，叹了口气。就是这个令人心酸的时刻，清楚说明了乐观幻想在人身上的不死不灭。

像这样的谈话，加深了我对乐观主义的了解。“积极心理学运动”[译注：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其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肯农·谢尔顿（Kennon M. Sheldon）和劳拉·金（Laura King）。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的发起人、亦是我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指导老师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认为，乐观主义是人基于以往成功经历上的，对未来的信念和期待。塞利格曼研究发现，当我们对迄今为止的现实基本了解、并推断出——未来将会继续沿袭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