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侵占，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国。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虽出身于官宦之家，生长在北京，可我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建议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这就是我当时所努力、所追求、所工作的目标。我未曾料到，像我这样搞事功的人，却被人家看成是什么学者，说我是个什么哲学家，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搞了一辈子哲学。 ”

这样的话，估计绝对不可能从一位科班出身的专家口中说出，而梁漱溟说了，且说了很多次。

看来，哲学大师、哲学家是别人封给梁漱溟的，他自己对此看得不重，他更看重的是爱国救国，是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求真理。

所以，他在演讲的最后说：“我一生贯彻的是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原则。乡村虽苦，我这个出身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还是在乡下和农民一起吃苦。吃苦干什么？就是为了实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目标，要农民不守旧，在生产生活上都走新的路子——科学技术的路子。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 ”

梁漱溟一生为说真话顶过天大的雷，冒着“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也毫不放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信念。

如果说，哲学或者文化的最根本内容是“真理”，那么，梁漱溟的本性之“真”成为他事业和学问的根本源泉。